苏联亡党亡国20年祭——俄罗斯人在诉说

《中华魂》杂志
发布时间:2018-02-12        浏览次数:2        返回列表

 

中国社科院原副院长、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李慎明总撰稿

第六集 “改革”的领导者

这是一处位于莫斯科西南部的著名公墓——新圣女公墓,俄罗斯不同时代的众多名人长眠于此。

赫鲁晓夫是唯一安葬在这里的原苏共最高领导人。由黑白大理石块左右对垒而砌成的墓碑,象征着他被毁誉参半的一生。

距赫鲁晓夫墓不远,是俄罗斯前总统叶利钦的墓。白蓝红石料雕琢而成的墓碑,仿佛一幅飘动的俄罗斯国旗。

从黑白人生的赫鲁晓夫,到三色旗时代的叶利钦,浓缩了苏联一段风云变幻而又曲折苦难的历史。

1985年3月,当戈尔巴乔夫就任苏共最高领导人时,人民曾对他寄予厚望。

普希金语言学院副教授德·尼·法捷耶夫:“我现在唯一记得比较清楚的是,那段时间,也就是20世纪80年代初,我们国家领导人为什么一个跟着一个死去。突然有一天上来一个年轻人,戈尔巴乔夫上台了,我们认为好。年轻人可以带来一些新的活力。”

然而仅仅过了六年零九个多月,苏联就遭遇亡党灭国的悲剧命运。领导苏联“改革”的是一群什么样的人物,他们在苏联亡党亡国的进程中又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呢?

作为最高领导人的戈尔巴乔夫无疑是领导苏联最后六年多“改革”的灵魂人物。他的一言一行对整个“改革”以及领导“改革”的苏联共产党有着直接和决定性的影响。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1931年出生,国立莫斯科大学毕业,长期从事党务工作。

纵观戈尔巴乔夫的履历,他可谓官运亨通,仕途顺达。他39岁任边疆区党委第一书记,49岁当选政治局委员,54岁出任总书记。然而,这位年轻的领导人却没有给苏联和苏联人民带来期盼已久的幸福与安宁。

俄罗斯作家联盟莫斯科市主席、欧亚作家协会主席弗·格·博亚里诺夫: “戈尔巴乔夫执政后不久,破坏国家的进程就已经开始了。这就像核爆炸,一丁点儿爆炸就会波及全国,一丁点儿癌细胞扩散就会危及全身。加上西方势力的操纵,他更是变本加厉。再后来国家粮食供应紧张,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发生……这些情况表明,他既不能管理国家,更不能拯救国家。”

远东研究所所长、俄罗斯科学院院士米·列·季塔连科:“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名字是‘改革’,实际上是一个破坏苏联、瓦解苏联的计划。”

戈尔巴乔夫把苏联引向灾难的深渊,绝不仅仅是因为他执政能力不强或个人素养不足,根本原因是他早已放弃对马列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仰。

原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前国家杜马副主席瓦·亚·库普佐夫:“戈尔巴乔夫说他人生的奋斗目标就是为了消灭共产主义,他不久前还这么说过。”

原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叶·库·利加乔夫:“戈尔巴乔夫直到现在还坚持认为,社会主义失去了发展的潜力,社会主义是不能进行改革的。他自己多次讲过,他在儿童时期就不同意共产主义。他完全是一个政治上的变节者。”

戈尔巴乔夫还毫不讳言: “就像下棋一样,就是要打击社会主义。另外一步就是消灭苏联。还有一步,就是瓦解我们的党。”苏联解体后他又公开声明:“共产主义是一种几乎不可能实现的口号”;“俄罗斯的悲剧,就在于马克思晚年时代已经死去的思想,却在20世纪初的俄罗斯被选择”。他为能在“改革”年代里把共产主义的影响从人们的思想意识中清除而感到非常的荣幸。

尼·伊·雷日科夫在其《大动荡的十年》一书中悲愤地说:戈尔巴乔夫等人“背叛了党,出卖了国家和人民”;“而且也背叛了人类绝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我们“可以原谅错误,但不能饶恕蓄谋的叛变”。

原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前国家杜马副主席瓦·亚·库普佐夫: “你看看列宁作为领导人时,他什么时候做过对不起党和人民的事?俄罗斯人从来没有想过也根本不相信作为总书记的戈尔巴乔夫能够出卖共产党。苏联共产党70多年的执政,任何时候都不会想到共产党总书记的背叛,人民也于心不忍这么想,但伤心的时候已经晚了。”

不信仰马列主义、共产主义的戈尔巴乔夫又信仰什么呢?戈尔巴乔夫认为:社会党人与共产党人之间,已不再存在以前使他们分裂的鸿沟。戈尔巴乔夫承认,从本质上说“我是社会民主主义者”⑥。

戈尔巴乔夫所说的“社会民主主义”,就是他所谓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

戈尔巴乔夫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发生根本转变绝不是偶然的,而是整个历史时代的产物,其思想政治渊源可以追溯到赫鲁晓夫时期。

1956年苏共召开二十大时,25岁的戈尔巴乔夫刚参加工作不久。赫鲁晓夫提出的错误理论,特别是他全盘否定斯大林的做法,给正处在思想成长过程中的戈尔巴乔夫这一代人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2001年3月,戈尔巴乔夫在接受俄罗斯灯塔电台采访时就坦白承认:我们是苏共二十大的孩子,苏联60年代的历史对我们影响很大,年轻时我们是怀着对党的信任和忠诚入党的,但苏共二十大以后,我们的思想开始发生转变。

原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阿·伊·卢基扬诺夫: “我认为赫鲁晓夫脱离马列主义正确轨道不是从口头上背离开始的,而是从实践中悄悄开始的。他忘记了列宁这样的忠告:社会主义政权、社会主义原则的胜利不能保证我们永远不会倒退到反面,倒退到敌人的立场。”

2011年8月中旬, “8·19”事件20年后的前夕,戈尔巴乔夫接受英国《卫报》记者采访,当被问及最后悔的事情时,他不假思索地回答说: “那就是我在试图改革共产党的道路上走的太久了。”他认为自己应该在1991年4月就辞职,并且建立一个民主改革党,因为共产党人阻碍所有必要的改革。历史学家们认为,这是戈氏首次公开承认他应该在1991年8月政变的前几个月就退出共产党;1995年出版的回忆录里他没有谈及这一点。

俄罗斯科学院院士、俄罗斯国立社会大学校长瓦·伊·茹科夫:“戈尔巴乔夫的亲信和高官都是两面派、双面人,比如谢瓦尔德纳泽、雅科夫列夫。在他们心里,苏联国家的利益绝不是首位。这两位倾向西方的人对苏联解体都起到了关键作用。”

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雅科夫列夫生于1923年。20世纪50年代末期,曾被作为重点培养对象派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进修。60年代初进入苏共中央工作,在勃列日涅夫时期担任过苏共中央宣传部第一副部长。

1983年,戈巴乔夫访问加拿大期间,对时任驻加拿大大使的雅科夫列夫极为赏识。两年后,在戈尔巴乔夫的授意下,雅科夫列夫迅速高升,并很快奠定了他在戈尔巴乔夫智囊团中的首要地位。

原苏联国防部长亚佐夫回忆说: “在美国学习的是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同时与他一起学习的还有后来当过苏联克格勃将军的奥列格·卡卢金……雅可夫列夫和卡卢金是在那时被策反了的,这就是第五纵队的思想家。后来有一段时间克格勃开始调查雅科夫列夫,戈尔巴乔夫说:‘不能动雅科夫列夫!’这我清楚记得。”

雅科夫列夫混迹于苏共长达数十年,然而他和戈尔巴乔夫一样,早就失去对马列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仰。他全盘否定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恶毒攻击苏联共产党和列宁、斯大林等党的领袖。

俄罗斯作家联盟莫斯科组织理事会主席弗·伊·古谢夫:“雅科夫列夫加上他周围的班底,都否定苏联历史,否定苏联国家取得的巨大成就,否定这些巨大成就在建设国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他们的目的就是为了破坏国家。整个90年代国家的悲惨状况都是他们导致的。”

原苏共中央意识形态部部长亚·谢·卡普托: “在到加拿大做大使之前,他一直宣称自己是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坚定的列宁主义者,后来他却成为社会主义的出卖者。”

1998年雅科夫列夫曾接受《消息报》采访。当时记者问他:您是共产党培养的干部,有最高的职位,您怎样把自己的职位和反共观点结合在一起?他的回答是:要搞掉苏维埃制度, “有不同的途径,例如采取持不同政见者的办法。但是这是没有什么前途的。这事儿应当从内部来进行。我们只有一条路——借助极权主义的党的纪律从内部破坏极权主义制度。”

1999年,雅科夫列夫在为俄文版《共产主义黑皮书》出版所写的序言中明确承认: “苏共二十大之后,在一个由最亲近的好友和志同道合者组成的极小的圈子里,我们经常讨论国家和社会问题”, “一个由真正的、而不是虚假的改革派组成的小组制定出(当然不能落在纸面上)以下方案:用列宁的权威打击斯大林,打击斯大林主义。倘若收到成效,之后便用普列汉诺夫和社会民主主义打击列宁,用自由主义和‘道德社会主义’打击一切革命至上主义。于是开始了新一轮的‘揭批’ ‘斯大林个人崇拜’。但这不是像赫鲁晓夫那样带有情绪的叫嚷,而是带着深刻的潜台词:罪恶的不单是斯大林,甚至整个制度都是罪恶的。”

原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叶·库·利加乔夫: “雅科夫列夫是双面人,挂在口头上的马克思主义词句比戈尔巴乔夫多,实际上与西方联系密切。他完全是一个双面人,他对戈尔巴乔夫的影响极大。后来,他公开跳出来反对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反对苏共,成为苏联制度的敌人。”

雷日科夫是这样评价戈尔巴乔夫和雅科夫列夫的:他们是“一对凶狠的家伙”。 “整个一生都在以虚伪的面目示人”。“他们一个是‘策划者’,另一个是‘施工队长’,无论在阴险的‘创意’上还是在创意的实施上,.都是狼狈为奸,相互利用。直到苏联垮台之后,党被禁止活动,这两个家伙才抛去假面具。正是党给了他们成长的道路,而他们却毁掉了党。”

2011年,俄罗斯国家电视台拍摄并播放的八集专题纪录片《苏联解体》解说词中是这样评价雅科夫列夫的: “是位思想家,是‘公开性’政策的主要组织者,被称为隐蔽的反马克思主义者和反共产主义者,因为虚伪狡猾而臭名昭著。”

戈尔巴乔夫推行“改革”的另一个主要帮手是谢瓦尔德纳泽。

爱德华·阿姆夫罗西耶维奇·谢瓦尔德纳泽,格鲁吉亚人,1928年出生。60年代起从事党务工作,靠吹捧从区党委领导人逐步升任格鲁吉亚共和国第一把手。

谢瓦尔德纳泽善于见风使舵,左右逢源,在他那一头银丝般的白发下深藏着别人猜不透的老谋深算,被人们戏称为“高加索银狐”。他走上政坛后,经常张口共产主义,闭口马列主义,而当戈尔巴乔夫主政后便马上更换了另一副政治面孔。

1991年他回答法国电视台记者提问时说:我们在一个时期里有过共产主义理想,并为实现这一理想进行过斗争。后来我慢慢地意识到我坚信的东西是不可能实现的,必须改变这一现象。90年代初的一天,我对戈尔巴乔夫说,我们的制度已腐烂了,必须全部加以摧毁,并自上而下地进行彻底改造。

原苏联驻埃及和土耳其大使埃·古·库利耶夫:“谢瓦尔德纳泽在苏联解体过程当中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从德国轻易撤军,这也是谢瓦尔德纳泽说不清楚的一件事。”

俄罗斯科学院院士、社会政治研究所所长根·瓦·奥希波夫: “东西德合并的时候,西德原先答应支付4000亿美元,而戈尔巴乔夫和当时德国总理谈的时候才要40亿,仅为其1%。连德国人都不理解,最后给加到了80亿。”

在瓦解苏共、埋葬苏联的“领导者”中,叶利钦无疑也是一位突出的重要人物。

原苏共中央意识形态部部长亚·谢·卡普托: “如果我们说戈尔巴乔夫是把整个苏共掩埋了,叶利钦所做的就是把苏联的制度整个都给埋葬了。” 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叶利钦,1931年出生,俄罗斯人。1961年加入苏共,1976年担任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委第一书记,1981年当选苏共中央委员。

1985年11月,戈尔巴乔夫调任叶利钦为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不久将其提升为政治局候补委员。

1987年10月,叶利钦在苏共中央全会上点名批评利加乔夫和政治局。叶利钦的公然挑战遭到与会者的反击。两个星期后,叶利钦的政治局候补委员、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职务被解除,后改任国家建委副主任。

叶利钦后来说, “戈尔巴乔夫并没有把我推到荒无人烟的偏僻角落里,也没有把我发配到遥远的异域他乡……相反地,他似乎是很高尚地宽恕我,怜悯我”,“我从来没有把同他的斗争作为自己的目标。不但如此,在诸多方面,我是跟着他亦步亦趋,拆掉共产主义大厦的一砖一瓦”。

原苏共中央意识形态部部长亚·谢·卡普托: “纵观俄罗斯和苏联的历史,从早期沙皇时代到苏联时期,连续有两个国家领袖级的破坏者的现象是不曾有的。可以这样说,戈尔巴乔夫为苏联成为资本主义国家准备了土壤,最终是叶利钦实现了。苏联解体后,这两个人相互诋毁,一个说你把苏联埋葬了,另一个说是你把苏共埋葬了。用我的话说,虽然他们互有不同,但完全是一路货色。”

莫斯科市民阿·别尔曼: “人们一开始对叶利钦的期望值很高,把他当成救星,当成上帝,但是他最后做的事情比戈尔巴乔夫更坏,大家对他感到很失望。不少人原以为他是一位英雄,一位上帝,结果是个毛毛虫。”

莫斯科市民亚·贡恰罗夫:叶利钦“这个人更糟糕。没有什么意志,也没有什么责任心,在俄罗斯的历史上,没起什么好的作用,活像一位恶魔。”

俄罗斯科学院院士、俄罗斯国立社会大学校长瓦·伊·茹科夫: “苏联共产党起初是布尔什维克党,到了后来,它蜕化变成另外性质的党。苏联解体的主要责任应该由苏联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主要领导人承担。”

“改革”的领导者们导致苏联亡党亡国,他们不仅给党、国家、民族和人民带来无尽的灾难,而且也把自己钉上了历史的耻辱柱。

在鄂木斯克州的一个公开场合,戈尔巴乔夫被29岁的乌柳科夫猛击了一拳。这个小伙子说: “我想打这个人一记耳光,以惩罚他对国家所做过的事。”

戈尔巴乔夫在莫斯科的一次集会上发表讲演时,又曾被一名男子当头泼了一杯水。泼水者说: “前总统背叛国家、背叛党,对苏联解体负有直接责任。”戈尔巴乔夫自嘲说:-“这不是第一次。”

2003年11月,曾两度当选格鲁吉亚总统的谢瓦尔德纳泽在美国支持的更加亲美的“精英”萨卡什维利等人发动的“玫瑰革命”中黯然下台。他十分无奈地抱怨说:“我是美国政策最忠实的支持者之一,我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⑩

2Q05年10月18日,雅科夫列夫在饱受病痛折磨后去世,终年81岁。西方和俄自由派人士对雅科夫列夫的一生大加赞誉,但俄罗斯多数民众认为他是“毁灭国家和党的可耻叛徒”。2007年4月23日,叶利钦因心脏病去世,终年76岁。当时的民意调查表明,自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以来20世纪俄罗斯所有领导人当中,对叶利钦的评价最差,甚至排在戈尔巴乔夫之后。愿意生活在叶利钦时代的人只有1%。

苏联亡党亡国20多年来,伟大的俄罗斯民族无时无刻不在反思。本片以上各集对俄罗斯各阶层人士的反思已经作了相应的反映。

从一定意义上讲,最具说服力的还是那些当年“持不同政见者”的悔恨和“改革”的领导者的反思。

1994年,俄罗斯著名作家、原持不同政见者马克西莫夫去世前躺在病床上对《真理报》记者谈道: “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会对现在发生的一切感到如此痛心”,自己的祖国被糟蹋成这个样子,好像“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母亲被强奸一样。再没有比这更难受的了”。⑩

一生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对斯大林及苏联进行无情批判的作家、学者亚历山大·季诺维也夫,在苏维埃制度覆灭后,看到俄罗斯的混乱局面,非常痛心和后悔。他在苏联剧变六七年后得出这样的结论:斯大林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20世纪是“列宁和斯大林的世纪”。

当年反共反社会主义十分坚决的《古拉格群岛》的作者索尔仁尼琴,1994年从美国回到国内后,尽管政治态度有时有所反复,但他从西[来自www.LW5u.com]伯利亚乘火车返回莫斯科,在沿途看到俄罗斯一片败落景象时,也十分痛苦地说“我害了俄罗斯祖国。”1996年,他还发表短篇小说《在转折关头》。小说通过描写斯大林去世前后的境况,肯定斯大林及在斯大林领导下苏联取得的巨大成就。作者甚至在小说中直面高呼:俄罗斯“还没有完全明白失去了一个什么样的伟大人物,——还需要再过许多年才能认识到,是斯大林使得整个国家开始向未来奔跑。”

当年签署协议使苏联解体的三巨头之一、乌克兰首任总统列昂尼德·马卡罗维奇-克拉夫丘克2005年在反思苏联解体这一事件时公开承认,如果早知道事情的结局会是这样,我宁愿砍掉自己签署“别洛韦日协议”的那只手。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但同时也承认那些时代、阶级的重要代表人物在历史发展进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甚至在特定条件下和一段时日内所起的决定性的反作用。

梳理戈尔巴乔夫时期“改革”的历史,有这样一条十分清晰的逻辑脉络:苏共党内逐渐形成了脱离、背离和最终背叛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特权阶层和像戈尔巴乔夫等人这样的代表人物。这些领袖人物丧失对共产主义的信念,主张放弃马列主义的指导地位,全盘照搬西方的理论和制度模式,最终导致苏共74年执政地位的丧失,其结果只能是经济危机,政治动荡,意识形态领域混乱不堪,精神消极颓废,社会矛盾迭出,人民群众遭殃。

从世界“冷战”历史角度看,西方世界“和平演变”战略对苏联亡党亡国也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苏联亡党亡国的过程中,西方世界“和平演变”战略这一外因,是通过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等这些代理人的内因而起作用的。

在俄罗斯采访的日子,我们听到不少俄罗斯人对社会主义中国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的无比自豪,同时也对中国寄托着殷切的期望。

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根·安·久加诺夫: “我想给中国朋友说这么一句话,中国30年来取得了巨大成就,我希望你们千万不要忘记苏联解体的原因和苏共衰亡的教训,因为只有充分总结这些教训和灾难,中国人民才能够稳妥地建设自己的国家。”

俄罗斯科学院院士、社会政治研究所所长根·瓦·奥希波夫:“中国只有避免出现这一问题,才能强大起来。俄中两国应该加强合作。”

恩格斯说过: “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人类进步事业在曲折中顽强前行,在低潮中艰难复兴。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人类的历史发展进程不可逆转,社会主义必将在曲折与苦难中迎来一个又一个绚丽多姿、无比辉煌的春天。

结束语

认真剖析苏联亡党亡国这一人类历史上的重大事件,至少可以从中汲取以下经验教训:

第一,必须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高度重视党的思想理论工作。理论正确,社会主义国家的党和人民便有无比光辉的明天。理论错误,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蔑视,就如恩格斯所说, “是不能不受惩罚的”。

第二,必然始终坚持党的鲜明的无产阶级性质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时刻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从而始终坚持和不断完善党的领导。只有始终为了群众,始终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我们的党才能永不变质,永葆纯洁性和先进性,才可能长期执政。

第三,必须始终坚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充分发扬民主,切实加强监督。这正如毛泽东所说:“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第四,必须始终坚持改革开放并始终坚持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两者不可偏废,更不能分离甚至对立,并在确保不发生大规模战争的情况下,始终统一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

第五,必须始终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即人民民主专政,高度警惕敌对势力西化、分化的阴谋。在新的形势下,更应特别注意西方强国搞“金融操纵”“意识操纵”“非政府组织渗透”利用互联网煽动.“街头政治”等西化、分化的新的形式。

第六,必须始终坚持把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掌握在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手中,始终高度重视培养一代又一代可靠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任何时候都应该牢记[来自wwW.Lw5u.coM]邓小平的嘱托: “关键在人。”

我们坚信,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引下,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正确领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伟事业有着无比灿烂的前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