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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03月09日 14:12 来源：《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7年第2期 作者：张建华
当代俄罗斯思想家亚·季诺维也夫及其政治思想
张建华 一 写在前面的话：一个中国学者的敬意
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季诺维耶夫是当代俄罗斯思想家，也是苏联著名哲学家、社会学家、异议作家和持不同政见者。他以其高深的学术功力、犀利的春秋笔法、不群的政治观点以及独特的批评视角鹤立于苏联持不同政见群体之中，称名于当代国际学术界。在苏联体制如日中天之时，他不惜自己的政治生命和学术生命，勇敢地对斯大林模式提出批评；在漂泊和侨居西方之时，他对西方民主体制同样持“详加审查”态度[1]；当苏联解体、新俄罗斯治乱交替和前程未卜之际，他再次挺身而出，批评激进社会和政治改革，抨击西方化和全球化之弊，大声疾呼珍视苏维埃优秀价值观念，重建共产主义思想体系。在季诺维耶夫身上体现了自拉吉舍夫以来，俄国知识分子的群体特性：不服膺于权势和世态，忠实自由信条和人类理念。
2006年5月10日，季诺维耶夫因患脑癌在莫斯科病逝，终年84岁。5月15日，莫斯科大学为他举行了隆重的民间祭祷和告别仪式。俄罗斯著名哲学家德米特里·莱乌特在所致悼词中称季诺维耶夫的去世是俄罗斯的巨大损失，他借用季诺维耶夫一部作品的名称哀叹只留下“黑魅魅的断裂”，并发问：“谁何时能填补这个断裂呢?”[2]当天，俄罗斯各大媒体都对季诺维耶夫逝世做了长篇报道，称他是“世界范围的思想家和文学家”；国际社会学的“主教”；“我们的同时代人，柏拉图式的哲学家”。
笔者当时正在圣彼得堡大学进行学术访问，亲身感受到了俄罗斯学术界，乃至国际学术界对他的离世的叹息，对他的学术成就的高度评价。笔者一直追踪研究季氏著作和思想，今特撰本文，以表达一个中国学者对季诺维耶夫的敬意和纪念。
二 季诺维耶夫其人其事
季诺维耶夫1922年10月29日出生于俄罗斯科斯特罗马州楚赫罗姆村的一个粉刷匠家庭。1929年，全家因饥荒逃难到莫斯科。季诺维耶大少年时代天资聪慧，17岁考入莫斯科哲学、文学和历史学院。在卫国战争前，他因涉嫌参与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暗杀活动而被捕，但后来逃脱。1940年，他加入苏联红军，初时当过坦克手和骑兵，后来成为伊尔一2强击机飞行员，参加过31次空战。在卫国战争期间先后两次负伤，并获得了苏联红星勋章。1946年，他考入莫斯科大学哲学系。1951年，以优异成绩毕业并留系攻读副博士学位。
1954年，季诺维耶夫的《马克思{资本论)中的逻辑思想》论文通过答辩，获得副博士学位。一般哲学家和逻辑学家在研究《资本论》时，往往只把它看成是人类第一次对资 本主义社会做出科学分析的著作，仅仅将其视为对该社会特点的描述。正如季诺维耶夫的同事、苏联著名哲学家谢德罗维茨基所评论的那样，这种看法实际是混淆了逻辑学和本体论的关系。而季诺维耶夫则把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体现的逻辑学思想看成建立复杂的历史的发展客体理论的思维过程的方法和方式，他提出了著名的“马克思《资本论》中从抽象到具体的上升方法”的命题。他认为，《资本论》中的逻辑学思想与其说是以按照确定方式思维的独一无二的历史事实的话，还不如说是作为建立本质上是社会新的状态的理论模式的工具。1953年，季诺维耶夫与马马尔达什维利、谢德罗维茨基和格鲁辛共同创立了国际学术界著名的“莫斯科方法论小组”。该小组的基本观点包括：逻辑学作为经验主义学说(是与一系列的抽象的、非历史的标准模式相对应的)，思维则是作为历史的发展活动和进程(与存在于现成知识模式的思维不同)，方法论的逻辑结构是作为一系列的思想和方法论、包括非遗传学分析的方法的基础，赋予研究模式的具体职能都源自于逻辑学。
1956年，“莫斯科方法论小组”解散，其原因是小，组成员(主要是在季诺维耶夫和谢德罗维茨基之间)在理解学术研究和现实批判的关系上发生了严重的分歧。季诺维耶 夫这个时期和后来的学术著作中已经表现出越来越多的对现实问题(包括社会和政治问题)的关注和批评。季诺维耶夫后来曾表示：“苏联人给予苏联社会的严厉批评是苏联社会的自然现象。我们是建设新社会的革新者。我们应该成为这个社会所理解的革新者，即对其严厉批评方面的革新者。不是自吹自擂，而是自我批评，这是我们确立在世界历史中的基础。”[3]1960年，季诺维耶夫以《多值逻辑的哲学问题》通过苏联最高级别学位——科学博士论文答辩。当年，他顺利获得教授头衔。1963～1969年，他担任莫斯科大学哲学系逻辑学教研室主任。1965～1976年，他是苏联著名学术杂志《哲学问题》的编辑部成员。他还曾是芬兰科学院院士。
在此期间，他的主要著作还有《命题逻辑和推论理论》(1962)、《科学知识的科学理论基础》(1967)、《综合逻辑》(1970)、《科学逻辑》(1972)和《逻辑物理》(1972)等。其中，大部分被翻译成英文和德文介绍到西方。
1976年是季诺维耶夫人生命运的转折点。这一年，瑞士洛桑的“拉格第霍蒙”出版社出版了他1974年完成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黑魅魅的高空》。该书对斯大林体制模式和苏联社会生活提出了批评和嘲讽，被苏联政府视为公开的“反苏”举动。不久，他因所谓“不称职和与称号不配”的名义被取消了高级研究员、哲学博士称号和教授职务，并且披莫斯科大学和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兔去公职。1977年，季诺维耶夫被开除苏联共产党党籍。
1978年，季诺维耶夫离开苏联，随即被剥夺苏联公民身份。之后，他长期居住在德国慕尼黑市，以客座教授的身份在德国等西方国家从事研究工作。他被西方学术界看成是关于苏联问题的最重要的学者之一。他的著作和采访以不同文种发表在国外媒体以及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的报刊上。但是，他本人并没有直接参加任何持不同政见者组织，并且在学术观点和政治态度上也与其他的持不同政见者多有分歧。特别是在对待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观念上，他坚持追求“真实的共产主义”，批判斯大林模式和当时苏联实行的“假共产主义”，并且在1980年写成《真实的共产主义》一书。在此期间，他出版的政论作品还有《没有幻想》(1979)、《我们和西方》(1981)以及《自由、平等和互助都不存在》(1983)等。他还发表了一系列的长篇和中篇小说，如《光明的未来》(1978)、《天堂门外》(1979)、《黄房子》(1980)、《单性的苏联佬们》(1982)、《斯大林：我们的激情少年时光：社会学小说》(1983)、《战争伙伴》(1984)、《去耶稣蒙难地》(1985)和《活着》(1989)等。这些作品分析了苏联停滞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现实，探讨了苏联与西方的关系。其中，《活着》在1992年获得了意大利国家文学奖。季诺维耶夫还获得过位列法国五大文学奖的“美第奇奖”。
1990年，根据戈尔巴乔夫总统的命令，苏联政府恢复了季诺维耶夫的苏联公民身份，苏联科学机构也恢复了他所有的学术称号。1999年，他在阔别祖国21年后，终于重返俄罗斯，定居莫斯科。他在俄罗斯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和莫斯科大学哲学系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他主要研究俄罗斯和西方关系、俄罗斯内政外交政策以及社会结构等问题。季诺维耶夫因其独特的政治立场、不屈服的精神和建议性的批判意识而被媒体称为“当代的萨尔蒂科夫一谢德林”[4]，将他在社会理论领域的贡献与提出著名的“帕金森定律”的英国历史学家帕金森相提并论[5]。
三 “社会学小说”：社会解剖、政治审视和道德批判的镜子
季诺维耶夫在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已成为苏联学术界和国际哲学界顶级的哲学家。他走出书斋，成为社会焦点人物以及其社会批判思想为大众所识，则是在他的第一部“社会学小说”——《黑魅魅的高空》在国外出版而导致命运转折之后。此后，他的主要精力全部放在通过文学作品和政论著述批判苏联体制、质疑西方体制、批判戈尔巴乔夫改革以及自我反思上。
“社会学小说”是季诺维耶夫对19世纪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果戈理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文学创作风格的继承和发展。季诺维耶夫认为，“社会学小说”是一种文学和学术结合的新体裁，学术观点、结论和概念可以通过文学形式得以体现，而典型的文学形象也可以通过学术方式得以展现和深化。阅读季诺维耶夫的作品，使人感觉像“马赛克”一样的陈设。作品中充满了政治笑话、代表不同专业和社会地位人物的对话、生活中的偶然小事以及无休止的争论，还有各式诗歌和讽刺民谣。季诺维耶夫认为，既然他写作的目的不是为了文学本身，而是对社会现象进行“社会学分析”，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完全展示主人公的内心感受和精神世界，因此就无须在人物名字、外表等无关紧要的细节上着过多笔墨。于是，作品主人公往往没有姓名和外表描写。他们直接被称为“爱国者”、“思想家”、“社会学家”或者被称为“诽谤者”、“精神分裂者”、“西欧派”、“饶舌者”、“惶惶不可终日者”、“经理”和“上司”等。因此，读者就需要努力地猜想作品中隐晦的对 话和理解具体的情节。
季诺维耶夫作品批评的对象是斯大林模式和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发达社会主义”时期，苏联社会的形形色色，特别是他所熟悉的苏联知识分子形象。他在《黑魅魅的高空》中展现了伊巴斯克城居民的真实生活——苏联之谜的背面。这部作品为季诺维耶夫带来了政治上的厄运，他本人不仅受到了政府的迫害，而且遭到了社会和学术界的普遍谴责，季诺维耶夫在一夜间变成了“妄图颠覆苏联分子”。但是，他在1999年后返回俄罗斯后的一次谈话中特别强调：“我在写《黑魅魅的高空》时，并不主张摧毁这个 国家和社会，我相信这个社会制度是稳固的”[6]。
在《天堂门外》和《黄房子》里，季诺维耶夫继续谈及苏联式社会主义停滞不前的主题。《黄房子》展示了苏联知识分子——哲学家和思想家们的多彩生活。他笔下的知识分子是以若干年来苏联哲学家人群的真实形象为作品的典型形象的。这些人中大部分人未必在共产主义理论研究领域做出有价值的贡献，但极其擅长对资产阶级思想流派的论战；一小部分人主张给当时存在的苏联体制以原则性的批评，还有一些人，如小说主人公梅托达罗格试图建立没有意识形态影响的人文知识观念。
《单性的苏联佬们》(ГомоVOMOCOBeTklKyc)[7]论及生活在西方的苏联人的主题。在书中，季诺维耶夫给出了特定的苏联人——“单性体们”(roMoeoca)的形象。季诺维耶夫对此的解释是：“单性体们已经习惯生活在相对恶劣的条件下，他们准备接受困难，经常等待着压迫他们的坏政权。单性体们是适应了一定的社会条件的产物[8]。在斯大林模式下生活长期形成的劣根性——“社会反应”在苏联侨民身上表现出特别的生命力。
四 重返祖国、精神回归与深层反思
1999年，季诺维耶夫终于返回祖国。但这并没有给他精神上带来喜悦，已趋稳定的工作和生活状态也没使他放弃批评的武器和自我反思。他写下了《戈尔巴乔夫主义》(1988)、《灾难改革》(1988)、《混乱》(1994)、《俄罗斯实验》(1994)和《后共产主义的俄罗斯》(1996)。
季诺维耶夫对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的苏联改革持全面否定态度。他认为，苏联在80年代中期遇到的危机，是苏联管理体制的危机，需要以共产主义社会所允许的、特别的和专门的方式加以克服。而戈尔巴乔夫改革所采用的原则上是借助于另一种的西方体制的方法，即市场改革和自由化，它影响并将造成苏联制度和整个国家的灾难。因此他从一开始就称戈尔巴乔夫改革是“灾难改革”[9]。季诺维耶夫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开始研究西方的社会体制。他对西方社会体制的批判和结论反映在1982年出版的随笔《西方：西方主义现象》和1997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全球人蚁群》中[10]。他宣布：“西方生活的高水平所包含的罪恶不少于在俄国(苏联)生活的低水平的罪恶”。
他认为，西方在搞垮东方的共产主义后，“窃取了俄罗斯共产主义的全部社会经验以及俄罗斯对人类社会进化所做的巨大的创造性贡献”，现在西方的社会制度“既包含资本主义和民主的成分，同时也吸收了共产主义的成分”。
对于全球化，季诺维耶夫持激烈批评态度。他认为：“‘全球社会’的思想本身是西方的思想，而不是全世界的思想。提出倡议并推动人类进行这样的联合的是西方，作为其基础的不是世界上各个国家和各族人民实现联合的愿望(这样的愿望很少表现出来)，而是西方的某些势力想在世界上占据统治地位以及根据自己的私利、绝不是为了某种抽象人类利益把全人类组织起来的意图。世界经济首先是西方跨国公司对全球的占领，这首先符合这些公司的利益，而对地球上其他民族没有好处。非商业性国际组织绝大多数是西方势力控制的西方组织，并且在某种程度上 受这些势力的扶植和利用。世界信息网是西方国家，首先是美国建立的网络，美国的公司和政府对全球通信实行控制。西方媒体在世界上占统治地位，世界文化首先是全球各族人民的文化的美国化。总而言之，‘全球社会’的思想只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一种在意识形态上经过伪装的方针，旨在征服全球和建立对其他所有人的统治。”“全球社会往往被理解为全人类联合成为类似通常的社会(它们常常被称为民族国家)的统一整体，它具有统一的世界性政府和当代国家的机构，只不过它们具有全世界的规模罢了。这种理解与其说是理论上的胡闹，不如说是按照 特定的思想故意制造的、与现实毫无关系的谎言。”在西方社会内部出现了“拥护和反对全球化的两部分，不应对西方国家之间，主要是美国与西欧之间的矛盾视而不见”[11]。
他宣布全球化的今天和明天是“比不久前埋葬的制度要残酷无情得多的极权主义制度”[12]。
在指出西方体制、西方模式与苏联改革的不适应性和灾难性之后，季诺维耶夫开始关注共产主义体制独一无二的潜力。他开始了政治理想的回归，重新审视了他曾经批判的社会主义体制和质疑的共产主义理想。季诺维耶夫认为，西方道路对俄罗斯毫无意义，如夜半临黑池，盲人骑瞎 马一般。他宣布：“俄罗斯只有在恢复苏维埃政权的情况下才能真正复兴”[13]。
针对美国学者弗兰西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布热津斯基的“共产主义大溃败论”，季诺维耶夫做出自己的回答和预测：“西方类型的全球化正在欢庆共产主义的失败。
但是历史尚未做出定论。有许多人说‘不’，他们还可以对那些为了私利专横地搞人类全球化的人的意图和行动行使否决权……西方无法永久繁荣，它已经进入了危机状态……共产主义中国还存在并正在日益强大起来。全球超级社会想要像搞垮苏联和俄罗斯那样搞垮中国，可不是那么 简单”[14]。他认为，拥有高度的人文价值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严酷的苏联现实生活中并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他试图揭露什么样的“庸俗化生活”阻碍这种理想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实现。他认为，苏联制度对俄罗斯来说是“最理想的制度”，苏联时期是俄罗斯历史上最强盛和伟大的时期。
而现在西方强加给俄罗斯的甚至不是“现代意义上的资本化”，而是“殖民制度”，“对于绝对大多数居民来说是一条毁灭的道路”[15]。
在2003年3月5日，即斯大林逝世50周年纪念日，《苏维埃俄罗斯报》特邀曾经是苏联体制和斯大林模式的 最激烈批评者的季诺维耶夫著文。季诺维耶夫在《世纪的名字：纪念斯大林逝世50周年》中宣布：“苏共二十大(1956年)以后，人们普遍认为，斯大林时期是一个残暴时期，斯大林本人集人类历史上一切施暴政者之大成。直到今天，人们也还仅能接受对斯大林主义祸根和斯大林缺陷的揭露，认为这才是坚持真理。如果有人想对这一时期和斯大林个人做客观评价，就会被扣上为斯大林主义辩护的帽子。尽管如此，我还是要斗胆说一点离经叛道的话，不去走常人揭发批判的路。这不是为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辩护，而是客观地认识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他认为，自己 有资格做这个决断，因为他“从青年时期起就被认定为一个反斯大林主义者”，是“蓄意谋杀斯大林的恐怖主义小组的成员”，并因此而遭逮捕。但在此文中，季诺维耶夫却认为：“斯大林的大规模清洗制度是新社会为对付日益增长的各种犯罪现象的流行而发展起来的一种自我保护体系。
这种体系逐渐变成一种新社会经常起作用的因素，是新社会进行自我保护的必要手段。”对于西方社会和学术界流行的观点——斯大林与希特勒同源同质的说法，季诺维耶夫持否定态度。他强调，两者存在本质上的区别，“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框架内的政 治和意识形态领域的现象；斯大林主义则是建立在社会制度基础上的一场社会革命和共产主义社会制度进化过程中的初级阶段，而不仅是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的现象”。他肯定斯大林在卫国战争胜利中不可或缺的领导作用，反对“有人竭尽一切能事来伪造历史，抹杀斯大林所建立的这一历史功绩。我本人也很惭愧，应该承认，当我还是一个反斯大林主义者时，我对斯大林同样采取了这种态度”。他认为，必须“以科学的态度来对待苏联社会包括斯大林时代的道路……没有列宁，就不会有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而没有斯大林，也就不会出现历史上第一个大规模的共产主 义社会。总有一天，人类为了自身生存终归会重新求助于共产主义，把它看作摆脱灭亡的唯一道路。20世纪将被称为列宁和斯大林世纪”[16]。
显然，季诺维耶夫的思想回归不能看成是“心血来潮”或“幼稚之见”。以他丰厚的学术修养、坎坷的个人经历、不妥协的政治立场和睿智清纯的精神世界，他有资格讥笑一切政治浅见和骑墙作风。季诺维耶夫的思想回归，包括对苏联体制和对斯大林本人的些许赞扬，并不等于他对这两者的无原则的充分肯定，更不代表他’渴望回到那个时代，只体现他对这两者代表(尽管是变形式地代表了)的社会制度和政治理想的反思和回归。因为残酷的现实给了他以巨大推动力，促使他从人类历史和俄国历史中寻找新的思想资源。季诺维耶夫在去世前一天，曾经对记者感叹：“我是俄罗斯人，并且非常敏感地经历了俄罗斯所发生的一切事情。我似乎非常愿意给我们国家的未来以乐观的预测。
但是遗憾的是，我作为学者无法这样做。”[17]笔者认为，季诺维耶夫一生蔑视一切政治权威和世态庸习，但极其敬畏人类真理和思想自由，他的思想回归实际上是他在对俄罗斯现实、当代国际趋势极度失望后的深层的、痛苦的反思， 是他重新寻找自己的“政治理想国”的开始[18]。
【本文获“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资助】
注释：
[1] 美国学者刘易斯·科塞认为，俄国知识分子往往是“理念的守护者和意识形态的源头，但是与中世纪的教士或近代的政治宣传家和狂热分子不同，他们还倾向于一种批判态度，对于他们的时代和环境所公认的观念和假设，他们经常详加审查”(参见刘易斯·科塞著、郭方等译《理念人——一项社会学的考察》，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中文版，第5页)。
[2] http：／／club．fom．rU／entry．html?entry–2662
[3] A．A．Зиновьев，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Гомосоветикурс．M’2000．T．5． с 3—4．
[4] 米哈伊尔·叶夫格拉弗维奇·萨尔蒂科夫一谢德林(1826～1889)，俄国讽刺作家、革命民主主义者。其作品以讽刺的笔触揭发官僚制度、痛斥农奴制度。
[5] 帕金森(1909—1993)是英国历史学家和作家，他通过长期研究英国的政治制度、工作制度和工作方法，写成《帕金森定律》。该书虽然描绘的是其抨击对象——主要是20世纪50年代的英国官僚政治，但官僚主义的普性使该书具有广泛的世界意义，“帕金森定律”就成了官僚主义现象的代名词。
[6] Книжное обозрение．M．，1999–08—30．
[7] “单性的苏联佬们”原文由“单性的”(Гомо，该词也有“雌雄同体”含意)和“苏联佬们”(советикурс)(这是季诺维耶夫自造的一个合成词，即“苏联”(COBеT)+“块”(Kyc)组成。
[8] http：／／www．situation．ru／app／j—art一1112．btm
[9] 这是季诺维耶夫自造的词，即“灾难”(катастрофа)与“改革”(перестройка)的合成词。
[10] 该书因对西方持严厉批判观念，被已签订出版合同的西方出版社所拒绝，后在意大利出版。
[11] Советская России．．M．，1998–12——31．
[12]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M．，1998． No 3． (NCET)) (责任编辑 刘庚岑)
[13]Правда．M．，1999—10–8，1999—10
[14] Советская Россия．M．，1998——12——31．
[15] 同上。
[16] A． A．зиновьев，имя века．K 50—летию Сталина／／
Советская Россия．M．，2003—05—03；参见刘淑春《亚历山大·季诺维耶夫重新评价斯大林》，载《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动态))2003年第8～9期。
[17]Хроник．Санкт Петербург，2006——5——16．
[18] 进入21世纪，在俄罗斯持同样观点的学者不在少数，俄国学术界普遍开始了反思。曾为俄罗斯政府代总理、主持20世纪90年代激进改革的著名经济学家盖达尔和经济学家马乌在[俄)《经济问题》上发表长篇论文《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与“世俗哲学”之间(自由主义辩护)》，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最具有现实意义的历史哲学理论、历史分析的方法和经济史理论，提出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对经济学的贡献。盖达尔等人认为：“进一步掌握马克思主义方法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现代发达国家和后共产主义的俄罗斯经济中自由主义趋势占上风的原因。可以用来研究 现代社会现象，解释世纪之交自由主义大获全胜的原因。”该论文
一经发表，立刻引发了俄罗斯学术界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激烈讨论，继而延伸到对20世纪90年代激进改革的评价上。来自“左”和“右”阵营的学者均对盖达尔的观点持激烈批评和否定态度。中国学术界注意到了俄罗斯学术界的这一动态，吴恩远教授在《俄罗斯重评斯大林(《历史研究))2003年第5期)中提出“俄罗斯学者和民众中涌现一股重新评价斯大林的思潮”的重要观点。李新
教授发表《俄罗斯理论界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论战》(《社会科学报》2005年9月8日)，详细介绍了盖达尔的这篇论文在俄罗斯学术界引发的大讨论。
《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