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
而当时的苏联领导人假借“完善社会主义”名义，发起了俄罗斯哲学家亚历山大·季诺维也夫将其称为“灾难”的所谓“改革”
2015年10月16日至17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中联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和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第六届世界社会主义论坛：领导权与话语权——‘颜色革命’与文化霸权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成功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王伟光出席大会开幕式致辞并作《唱响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理论话语》的主旨报告，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主任李慎明作了《领导权与话语权和“颜色革命”与文化霸权相关思考》的报告。
来自越南、老挝、古巴、埃及、俄罗斯、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日本、意大利、加拿大、印度、巴西、乌克兰、吉尔吉斯、立陶宛、突尼斯、澳大利亚、土耳其等20个国家的47位国外学者，以及来自中组部、中宣部、中联部、中央政策研究室、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编译局、国防大学、新华社、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北京市委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理论骨干班等单位的250多位参会代表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新社、《红旗文稿》、北京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媒体的记者共聚一堂，就如何看待领导权与话语权、西方文化霸权的实质及危害、发展中国家怎样防范“颜色革命”等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
一、关于文化霸权
有的学者在研讨会上引用了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8月19日在中共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如下论述：“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能否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我们必须把意识形态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任何时候都不能旁落，否则就要犯无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与会国内外学者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论述和中国共产党十八大之后的中国意识形态工作的新局面。
（一）文化霸权是霸权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王伟光在大会主旨报告中指出，党的十八大之后，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各项工作其中包括意识形态工作都取得举世瞩目的新成就，得到全党全国人民的衷心拥护。一方面我们与世界各国开展全方位的外交，同时也高度警惕国际敌对势力的不良企图。当今世界，文化霸权成为了西方资本主义强国推行新型霸权主义、颠覆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手段。在现代世界格局中，西方社会科学和文化产业仍然处在话语霸权地位，这与世界经济格局、政治格局密切相关，与资本主义经济霸权、政治霸权密切相关，与资本主义仍处于强势、社会主义处于弱势的力量对比密切相关。需要认清的是，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和工人运动、社会主义运动兴起阶段，也不同于列宁所处的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即帝国主义战争与无产阶级革命阶段，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随着“冷战”结束，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世界社会主义的进程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一方面，随着第三世界人民觉醒和相继赢得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西方强国再也不可能赤裸裸地推行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进行明火执仗的血腥掠夺与暴力攫取；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代世界两大主要问题，广大发展中国家在政治独立的基础上纷纷要求和平、寻求发展；两极格局解体后，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文化多元化成为三大时代潮流。另一方面，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至今一个都没有解决，依然是两大主要问题，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资本，特别是国际金融垄断资本，在新的形势下转而采用比较间接和隐蔽的形式来推行新型的霸权主义，以保持西方资本的国际垄断地位。所谓新霸权主义，就是在经济上，兜售“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化、自由化、私有化；在政治上，对发展中国家、转型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输出“颜色革命”；在思想文化领域，将其价值观作为一种“普世价值”加以推行，实行“文化霸权”；在基本社会制度上，则针对社会主义国家加紧进行“和平演变”，着力于打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颜色革命”和文化霸权，已经成为资本主义强国推行新霸权主义的基本手段。
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主任李慎明指出，当今世界的文化霸权是以互联网霸权为主要工具、价值观霸权为主要内容的。美国实质上充当着全球互联网信息高速公路的“警察”。据美国中央情报局原技术分析员爱德华·斯诺登不断披露的信息看，恰恰是美国的相关部门在严重地威胁着世界其他国家其中包括德国、法国、英国、韩国等国家的网络安全，而美国反而贼喊捉贼，不断指控别的国家在威胁美国的网络安全。这可以从一个侧面说明，美国是企图不断削弱其它国家网络安全的防护能力，以长久地维持其网络霸权。在当今中国和越南等国，意识形态战则集中体现在以互联网为技术核心的新媒体上，比如微信。我们还应看到，世界知名并传播很广的电视、广播、报刊、杂志、电影以及后台为之间接服务的大学、研究和咨询机构等也大多被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控制。他们运用各种手段、多个阵地，通过宣传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宪政理论”以及所谓的“普世价值”等俘虏人们特别是各级干部或官员的思想，企图进而长久地维持其在意识形态、金融、科技、军事等各方面的霸权。
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郑科扬认为，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追求世界霸权的政治势力看不到或者不愿看到、甚至不能容忍发展中国家独立并发展的世界格局，加快了实施文化霸权主义战略的步伐。美国商务部前高级官员戴维·罗特科普夫在谈到经济全球化促进不同文化整合时说：“如果世界趋向一种共同的语言，它应该是英语；如果世界趋向共同的电信、安全和质量标准，那么它们应该是美国的标准；如果世界正在由电视、广播和音乐联系在一起，节目应该是美国的；如果共同的价值观正在形成，它们应该是符合美国人民意愿的价值观”。这种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世界中心的文化中心主义，把他们喜欢的文化价值观和政治经济制度一概视为人类最先进最文明的价值观和制度，公然宣称整个人类都应当向他们的“普世文明”学习、看齐。谁不跟着他们的指挥棒转，谁就将受到他们的制裁、包围，就可能面临“颜色革命”的危险。这是典型的“文化帝国主义”。正如英国学者保罗·哈里森所说：“文化帝国主义是阴险的控制形式，征服人们的心灵，使之惟命是从。文化帝国主义通过培植当地的买办，通过‘比照集团行为’将某一个社会集团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作为标准，而使人可以效仿。通过教育、广告、传媒在第三世界树立一个‘比照集团’，引诱意志薄弱者效仿，从而放弃本民族的文化传统。”文化霸权主义是霸权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霸权主义采取的新战略和新统治方式。这是反映事物本质的认识。文化霸权主义的种种手段同经济的、政治的、军事的手段是相互结合在一起的，其本质和最终目的都是要控制和奴役其他国家、其他民族和人民，以尽可能满足垄断资本追求资本利益最大化的需要。
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情报院院长张树华研究员用西方“排行榜外交”例证了其实质是企图垄断世界政治的话语权。他说，当今世界，思想政治领域的较量与斗争日趋白热化。在西方各类政治排行所谓“客观”、“中立”的表象背后，折射出的是日益激烈的国际话语权较量以及更深层次的政治斗争。目前，国际政治领域的排行至少呈现出以下三大特征：一是有着强烈的意识形态属性和战略意图；二是多以西方政治模式为样本，借用选举、多党竞争等民主、自由、人权为指标来评判；三是西方世界掌握了评价标准制定权和话语权，多由非政府组织、媒体和大学、研究机构一起发布。这实际上是西方世界打着学术研究和客观评价的幌子，它们利用“民主、自由、人权”等片面性指标对世界各国进行政治排名，借以塑造自己道德上“高尚”和政治上的“优越”，贬低、影响甚至操纵他国政治。借助上述政治评价和排行榜，西方大国混淆国际舆论，推行所谓“排行榜外交”，打着“民主和人权”的幌子，借机向非西方国家搞“民主人权输出”，最终实现其地缘政治利益和远期的战略意图。简而言之，政治评估与政治排行，是继“大棒外交”、“胡萝卜外交”以及利用全球媒体推销“普世价值”的“扩音器外交”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掀起的又一轮的所谓“软实力较量”。为全面展现东西方国家的政治特色和优势，争夺国际政治话语权，展示中国的软实力和政治竞争力，迫切需要通过全面、客观与科学的比较研究和数据分析，对全世界各国政治发展的历史和现状进行科学的考察与评估，并在此基础上研究制定出富含中国特色并兼具国际解释能力的、强调综合性政治发展力和竞争力的、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世界政治发展（力）评价和测量体系”。
（二）“颜色革命”是文化霸权的必然结果
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学部委员汝信指出，2000年之后，一些原先非资本主义国家相继爆发了“颜色革命”。这是美国在当代进行的新的意识形态斗争，但它又与之前的文化冷战有重要区别，文化冷战是意识形态和文化之间的交锋，而“颜色革命”是依靠文化霸权颠覆别国政权，是一种利用软实力改变别国“颜色”的战争。“颜色革命”是文化冷战的升级版。在复杂的国际政治中，西方资本主义强国把自由民主制度对权力的制约能力，转变为利用反对派攻击政府、颠覆政府的武器。它们不是从当地民众的福利出发，而是从自己的战略目标出发，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第一任代理主席艾伦·温斯顿很坦率地对《华盛顿邮报》说：“我们（国家民主基金会）今天做的许多事，在25年前都是中情局的活。”西方文化霸权的确立，并不像善良的人们所想象的，是通过文化交流、合作共赢来实现的，而是通过文化操纵来建立的。这种文化操纵通过传播各种文化符号改变人的政治文化观念，接受操纵者所需要的政治文化观念，从而改变人们对现实的认识和理解，按照操纵者的需要改变行为的目标和方式，最终实现操纵者的愿望和目的。在文化操纵中，被操纵者已经被“洗脑”，根本没有意识到敌人的存在，也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利益受到了威胁。当前，新帝国主义、新干涉主义和新殖民主义就是西方国家意识形态操纵性的直接表现；正如美国学者杰姆逊所言：现在第一世界掌握着文化输出的主动权，通过传媒把自身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强制性地灌输给第三世界。而处于弱势和边缘地位的第三世界则只能被动接受，他们的文化传统面临威胁，文化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受到不断地渗透。
巴西马拉尼昂联邦大学社会传播系教授法比奥·艾斯德引用意大利著名学者葛兰西的话说，高度发达国家产生的意识形态传播到欠发达国家后会极大地影响当地的意识形态。例如，宗教一直是国内—国际意识形态组合的源泉；此外，诸如普通“知识分子”、“共济会”、“扶轮社”、“犹太人”和国际外交等其他国际组织形式借助宗教的作用，充当“国际政党”，在某些国家提出或试图施加政治方案。
俄罗斯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首席研究员舍普琴科指出，在最近三十年时间里，“颜色革命”是按“通过反对派力量获得文化霸权来控制公民社会，造成政治制度危机并摧毁政治制度”惯例开展的。从理论角度叙述“颜色革命”，表现在美国概念“软实力”上。最普遍意义上的“软实力”应当理解为通过自愿迎合能够影响到相关方来达到所期望目的的能力。这一概念的中心思想与社会的政治思想和文化价值观的吸引力密切相关。因此，达到这一目标所需要的费用要比通过展示军事和经济实力所需费用少得多。但是，因为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愿意为了满足其他国家（如美国）的霸权觊觎而自愿放弃自己的政治制度、传统、文化和意识形态，所以软实力的主要使命恰好在于通过对所在国规划和实施“颜色革命”来推翻不驯服的政治体制。他说，旨在推翻已有合法政治体制的软实力作用机理是非常缜密的。首先是在政府层面，以及在新闻工作者、创作知识分子和学者中寻找自己的影响代理人。这些影响代理人不是特务，而是成为别人意志和利益传播工具的任何人。具备“颜色革命”的先决条件是外国组织对反对体制力量、反对派力量的慷慨资金支持。为此目的，通过广泛的资金输入建立了各种类型基金的非政府组织网络，培养善于采取行动抵抗当局的人员。“颜色革命”的主要技术武器可以认为是今天全球化的社会网络。社会网络所使用的信息和认知技术是以转变人的思维过程、改变其对周围政治和社会现实概念为目的的，全球化网络“联合”使得流行文化脱离了具体的社会传统和民族文化。
与会代表指出，毫无疑问，外部因素、外国势力、尤其是美国在“颜色革命”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然而，也应该分析“内部因素”，以理解西方宣传已经成功渗透到受到“颜色革命”攻击的国家的年轻一代的思想和心灵的原因。下面三个因素引起了与会代表的极大关注。
第一个因素是：丑化、抹黑、妖魔化别国的文化和制度，使别国民众失去文化自信和认同感。意大利学者、《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主编安德瑞·卡托纳指出，在1989年和1991年之间发生的苏联和欧洲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思想—文化因素发挥了关键作用。自1985年以来以及接下来的几年里，媒体和新闻加剧了历史虚无主义运动，这一运动诋毁社会主义时期沦为犯罪历史（比赫鲁晓夫在1956年对斯大林的报告更甚）。这样，很大一部分苏联人已经深深迷失方向，不相信社会主义价值观并欢迎西方自由民主国家。卡托纳提出，有必要应对“颜色革命”的袭击，发起一场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和自己国家文化身份自贬的决定性战役。江苏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孙经先指出，在一个国家实行“颜色革命”，最常用的手段就是通过制造重大谣言来彻底否定一个政权执政的合法性。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做了秘密报告以后，苏联出现了以否定斯大林、否定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为基本目的的“斯大林大清洗杀害几千万人”的重大谣言。这一重大谣言动摇了全体苏联人民、特别是苏联年青一代对社会主义的信念，这是在苏联实行“颜色革命”、导致苏联亡党亡国的基本原因之一。最近，苏联的有关档案解密，证实了“斯大林大清洗”杀害几千万人不是事实，但是苏联亡党亡国已经成为无法改变的历史事实。在中国，“饿死三千万” 的重大谣言起着同样的作用。“饿死三千万”就是要把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前三十年说成是人类有史以来最黑暗、最悲惨的时期，从而在根本上彻底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
第二个因素是关于文化消费和跨国资本。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陈众议研究员通过对好莱坞的解读，揭示了文化消费和跨国资本在文化渗透和文化竞争中的作用。他认为，文艺作品潜移默化的教化作用以审美的方式长期影响着人们的精神世界。然而，随着跨国资本主义在全球的扩张，“意识形态的淡化”（也就是另一种意识形态的强化）导致了文化（社会）相对主义的泛滥。他引用学者克拉考尔的话说，共同信仰的丧失和科学威信的稳定发展，使现代人普遍采用抽象的态度和方式看待世界，从而相对丧失了对世界的感性观照和把握能力；现代人面临的深刻挑战就是怎样重新找回世界的具体存在，电影为现代人提供一条自下而上的精神范式。但因这一媒体及其评价体系主要掌握在西方资本家的手中，重构的认同也主要指向西方跨国资本主义的所谓“普世价值”。其实现方式则如另一位电影评论家巴赞所说的那样，电影追求的是一种反现代艺术抽象化运动的“完整的现实主义的神话”。但是，“完整的现实主义”不仅是关于再现“我们的世界”的物质真实，而且是关于“我们的世界”的精神建构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故事片无疑又是电影的主体。大众很容易受其润物无声的价值与情感功能的影响，却浑然不觉。从某种意义上说，好莱坞是政治神话的艺术实践，它的目标所指是关于“我们的世界”的美国化建构。美国主流类型电影坚持了西方一以贯之的所谓“自由”、“平等”、“博爱”，以及跨国资本主义的“人权高于主权”思想。相形之下，我国一些大片却明显表现出价值缺失、题材匮乏、立场模糊、传统荡存等诸多问题，遑论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
第三个因素是：只有经过积极主动和艰苦的创建，工人阶级的意识才会成为社会的主导意识。澳大利亚学者鲍勃·布里顿指出，工人阶级的意识不会自动成为主导意识。在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资本主义社会秩序口号的吸引力来源是什么？为什么它继续产生吸引力？列宁指出，发展超过几百年的数百万人的习惯的力量是强大的。这种习惯力量在资本主义国家中成为资产阶级统治的“合法性”基础。资本主义已经用长达三个世纪来适应和利用这种长期的“合法性”，并使这种“合法性”普遍得到人民认可的印象深深地印在人们的脑海里。资本家对国家意识形态的这种控制允许其主导社会发展，这是资本主义的软实力的一部分。
（三）美国“包容多元文化”只是一种假象
在现实中有的人认为，西方特别是美国并没有推行文化“侵略”和“霸权”，美国对文化的包容是很好的例证。对此，美国加利福尼亚文化研究与教育研究所所长卡尔·拉特纳指出，美国实际上是一个极度集中、有序、统一的政治经济体。资本主义在美国是一种支配性的社会关系，新自由主义思潮渗透到了教育、政体、社会政策等的各个层面。反资本主义的信仰和行动受到压制；政治抗议受到限制；示威者会被逮捕。那些报道有关商业以及政府的非道德和违法事件的记者们被迫害。对多元文化主义的广泛接受并不是美国社会总体开放的典型代表。它并不容忍所有的反抗运动和势力，它仅对多样性进行选择性的保留。美国社会支持多元文化主义的真正原因在于其与霸权主义的兼容性。这正是美国多元文化主义与其他国家的国民政府的区别、与社会主义的区别；甚至是与美国国内的工会和环境保护主义的区别。
拉特纳指出，文化多元主义中的宗教自由、种族自由、性别自由是非政治性的。他们只是单纯地想要得到现有的权利。他们为自己和自己的隐私争取权利，不参与任何有关社会结构或政治经济彻底改革的运动。一旦他们为自己的权利超越公民权利并开始批评政治经济时，他们将被主流领导者断然拒绝。马丁·路德金从黑人民权的角度批判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和社会阶层，很快就被统治者断然驳回。至此，我们可以理解美国政府促进多元文化的政策目的和范围。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往往不会成为现有政策的威胁，这些政策看起来开放与尊重人权，实则通过对现在最重要的多样化——社会主义——的压制来反对实质性的变化和多样性。
印度学者穆图·莫汉博士指出，与第三世界国家相关的现代性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欧洲中心论。这是东西方之间的文化冲突领域。文化是一个宽泛的类别，它包括语言、文学、民俗、宗教、仪式和价值观。简单地说，它是指象征和象征实践的世界。现代性和殖民主义引入了很大的文化价值观和实践的冲突，并且欧洲的统治者始终享有特权地位。这种霸权没有得到被统治人民的同意。在这一冲突中，所有第三世界国家都是输家。在工业方面，西方资本有了当地的内部合作者，在文化方面，欧洲文化也有民族主义精英形式的合作者。弗朗茨·法农称他们是有着黑色皮肤和白色面具的人。日本共产党副委员长、前日本众议院议员绪方靖夫指出，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应充分认识每一国家都有自己社会发展的内部逻辑、形式以及历史定义的步伐。若特定类型的“价值观念”，例如“自由”或“民主”，一些国家声称他们已实现，且作为“普遍价值观”肆意地强加给其他国家，那么，国家间的共存不可能实现。在全球性现代化时代，没有国家可以完全地独立发展，没有国家可以避免自己不受到外部影响。然而，外部力量通过采用各种方法，包括所谓的“软实力”，破坏以及操纵一个国家自有的独特社会发展道路也是不允许的。我们必须严格遵守不干预其他国家内部事务的原则。基于相互理解以及尊重文化差异的和平共存十分重要。美国以“使中东地区民主化”的托辞，自大地企图将其对于“民主”的定义强加于伊拉克，而无视伊拉克独特的历史、宗教信仰以及社会发展轨迹。当然，美国并未实现其声称的使命，且引起了伊拉克社会的完全混乱以及清晰可见的恶劣影响。阿拉伯社会在一开始就极力反对此次非正义干涉，声称，“阿拉伯社会有成熟的历史经验，可使它们为我们共有的人类文明作贡献，且其的确有能力可以处理自己的事务、改变国内情况。”这一声明中的观点反映了对人类历史的一个真实理解：没有人可以以及应该随心所欲地将任何特定的“价值观念”或“价值标准”强加与他人。美国的失败清楚地说明了任何外部干涉，无论是公开的还是秘密的，引起一个国家的文化以及社会特殊型的完全丧失，最终会产生严重的灾难性后果。
许多学者认为，西方国家推行“颜色革命”与文化霸权，必然充分利用自身强大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力量作为后盾；反过来，“颜色革命”与文化霸权的背后，也充分体现着西方国家谋求进一步资本扩张、经济掠夺和金融霸权的意图。西方国家推行“颜色革命”与文化霸权，就相当于瞄准别国政权发动的攻击和侵略，相当于围绕思想文化实施的渗透和奴役，可以说是世界资本主义经济掠夺体系的“上层建筑”图变。这两者一向是形影相随、相互勾连，文化霸权为“颜色革命”鸣锣开道，“颜色革命”又为进一步实施文化霸权清除障碍。
二、关于新自由主义
“存在决定意识，利益决定话语。西方文化霸权、话语霸权的背后有着西方的资本扩张、经济霸权和强权政治，有着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的物质原因和上层建筑的政治制度原因。”这深刻指明了文化霸权、“颜色革命”与新自由主义之间的关系。“颜色革命”构成新霸权主义的政治学，新自由主义构成新霸权主义的经济学。
（一）“颜色革命”与新自由主义构成当代国际垄断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
乌克兰学者科瑞斯克伍·吉尔吉用本国的惨痛教训揭露了“颜色革命”背后新自由主义的要求。他说，1996年9月，在乌克兰采取了新宪法后不久，美国国会在“支持乌克兰独立”的一个特殊决议中断然命令乌克兰当局应该做什么——从社会和政治秩序变化到确定乌克兰的外交政策。该命令的第一项就是：“拆除经济中剩余的社会主义部分，加快私有化的过程，消除集体经济”。突尼斯学者哈迪·萨艾尔也指出：东欧的“颜色革命”后，“事实上，这些年直至目前，确定了一个新的体系：无形之中让这些人服从‘华盛顿共识’。”中欧和东欧国家的都接受了这样一种理论：转型为市场经济、转型为法治国家、转型为民主国家。同时，这些国家的本质上是资本控制的大众报纸、媒体和社交网络紧抓这些理论不放！总而言之，该理论建议根除共产主义思想并重新引入“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财产私有和契约自由”。最终，这些国家盲目地追随荒谬的冲击治疗：残忍地将整个行业置于过时且无益的情况；瓦解健康制度；破坏价格结构，一方面直接实施突出的社会差异，另一方面导致许多更加脆弱的阶级不稳定。他认为，这些国家完全陷入了自由主义的幻想，这是一个思想陷阱，许多研究人员都陷入了这一陷阱。
莫斯科国立罗蒙诺索夫大学教授列昂尼德·尼·多布洛霍托夫指出，对美国、英国等其他西方主要大国而言，发动“颜色革命”已经有百年历史经验，通过发动“颜色革命”解决地缘政治问题是它们惯用的有效手段。他回顾了美国等西方国家用“颜色革命”干涉苏俄的百年历史：1905年，俄国发生了革命，当时包括社会民主党人（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在内的左翼政党及俄国资产阶级都支持了这场革命。西方政府和西方资金积极支持着俄国资产阶级。结果，左翼政党和人民遭到沙皇政府的武力镇压，亲西方的资产阶级反对派获得了胜利，迫使沙皇于1905年10月颁布宣言，答应成立议会、资产阶级成立政党等要求。在西方史中，这场革命的结局被视为具有整体正面肯定的色彩，是“摆脱专政”的一个重要阶段。其实，1904年俄国与法国签订了军事政治条约，而1907年俄国与英国签订了军事政治条约，这是为了给西方和俄国自由资产阶级解决重要的地缘政治问题——俄罗斯帝国被拖入了西方国家协约国，这就注定了俄国必须参与1914-1918年的帝国主义战争，在这场战争中，俄国既牺牲了自己，又违背了俄国的国家利益。这是第一次“颜色革命”。下一个阶段就是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这一次，俄国自由资产阶级在西方国家驻彼得格勒的大使馆资助下（“大使阴谋”），迫使沙皇下台，由自由资产阶级组建的临时政府执政。此时西方表现出露骨的狂喜之情。美国国会和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给俄国杜马发来了热烈的祝贺，称这是“伟大的解放革命胜利”。这是第二次“颜色革命”。众所周知，西方国家在美国带动下，为了解决对其自身极其重要的关键性地缘政治问题，花费了数十万亿美元并起用了其最好的人才，更不要说西方情报机关招募了反苏联的代理人，包括收买了苏联共产党领导人。这是第三次“颜色革命”。美国出于自己的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利益考虑，它容不下像中国和俄罗斯这样的独立大国，它将这种独立政治视为危险挑战，因此它要采取各种手段进行压制。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主任、学部委员程恩富指出：“‘颜色革命’与美国的寡头利益有直接的联系，哪里有美国需要的寡头利益，哪里就有冲突。”他认为，美国发动或参与的战争、地区冲突都是有其垄断资产阶级利益在其中的。基辛格就直言不讳地说：“如果你控制了石油，你就控制了所有国家。”程恩富援引美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威廉·恩道尔的观点说：“美国操纵的战争一轮接着一轮，舆论更是铺天盖地。人民被告知战争是为了‘自由与民主’，但实际目的是为了控制世界上最重要的商品——石油，可谓逢油必夺。”程恩富指出：“石油是支撑美元币值的重要担保物，美元霸权是美国的核心利益，是美国霸权的最重要基石，美国为了捍卫美元霸权往往在所不惜。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萨达姆公开主张用欧元代替美元作为石油结算货币，而同样被美国打击的卡扎菲不仅主张石油结算非美元化，还试图在非洲和阿拉伯世界建立新的货币体系。2014年美国操纵国际石油价格猛跌，其目的就是重挫俄罗斯经济，遏制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政治军事行动。由2010年12月突尼斯内乱引发的北非、中东地区的动荡均非民主问题引致，美国在其中的推波助澜也并非为了主持正义。”
俄罗斯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首席研究员布罗夫指出，有些国家因为自然资源就会带来一些外部压力，西方感兴趣于他们的战略和地理政治位置。这也就是“颜色革命”往往会发生在那些被西方窥视的国家中的原因。2007年米洛舍维奇说：我认为我有责任告诫那些支持和资助北欧国家活动的组织，每个人都应该清楚，不是因为米洛舍维奇他们才攻击叙利亚，而是因为叙利亚才攻击米洛舍维奇。因此西方国家因为叙利亚抨击卡扎菲，因为埃及抨击穆巴拉克，以致今天西方国家因为叙利亚抨击阿萨德，甚至因为俄罗斯抨击普京都是毫无异议的。
印度学者穆图·莫汉指出，他坚持将全球化理解为主要针对第三世界国家的计划。在整个20世纪，特别是从俄国十月革命开始，西方国家始终在不断地制定针对苏联的世界政治战略。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其强度增加了数倍。需注意，这些西方世界战略的作战领域主要针对北半球。但是苏联解体后的全球化战略明显不同，它针对的并不是前苏联，并且其作战领域不是北半球，现在它针对的是第三世界国家。由于苏联解体，当社会主义变得脆弱时，全球化就是最大的新殖民主义世界资本主义的计划,甚至可以将其称为第二次殖民主义浪潮。
有鉴于“颜色革命”与新自由主义的密切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谷源洋指出，中国要防范“金融颜色革命”。他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积累了丰富的改革经验，不需要借助外部力量“倒逼”中国金融改革。人民币国际化是我国选择的道路方向，但不能完全按照SDR的要求去做，而应坚持自主性，不被国际金融垄断资本所左右。在货币金融领域，政府的底线必须是防范区域性、系统性风险的扩散，中国央行的底线必须是严守不要让现实陷入系统性的风险，防范发生“金融颜色革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应高度警惕美日等唱衰新兴市场国家，唱衰新兴经济体实际上是将矛头指向中国，企图将原料生产和出口国出现的困难和危机归罪于中国。中国海关的数据显示，2015年7月有20种商品的进口量増加了20%，但国际商品价格仍在下降。这足以表明国际商品价格大幅下跌已不单纯是经济现象，更为突出的是金融现象，主因是美联储货币政策转向所至。
美国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学院经济系教授大卫·科茨分析了二战后资本主义的两个发展阶段。他指出，社会结构积累理论（SSA）为分析资本主义体系下的不平等区域提供了强大的框架。二战后美国发生过连续两次的社会结构积累。20世纪40年代形成过一次新的社会结构积累，可称作是“受管制的社会结构积累”或“受管制的资本主义”。该社会结构积累促进了1966年期间的经济盈余和积累，之后美国经济的利润率就开始持续下跌，一直持续到1982年。大约1966年，受管制的资本主义爆发结构性危机。“新自由主义社会结构积累”或“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始于20世纪70年代，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建立完毕。新自由资本主义在2008年爆发了结构性危机。1948-1966年，利润和劳动收入增长速度几乎相同。1966-1979年，利润几乎停滞增长，而劳动收入的持续增长较之前更慢。在新自由资本主义建立后，利润恢复的增长速度远远快于劳动收入。在新自由主义2000-2007年最后一个完整的商业周期里，利润增长速度超过了劳动收入增长速度的13倍。科兹认为，监管的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和鼓励了工人阶级团结一致，趋向于减少工资不平等，而新自由资本主义则促进以他人为代价的利己主义的个人追求，趋向于增大工资不平衡。新自由资本主义与监管资本主义相比，资本家对劳动者的关系是相对完全支配而不是妥协。新自由资本主义大大削弱了劳动者议价能力。相反，大量文献表明：在这种体制下，工人工资停滞或下降时资本家的利润反而持续上升；新自由主义抛弃宏观政策，导致了更高的平均失业率，1980-2007年平均失业率为6.1%；企业所得税的减少，连同个人所得税的累进税降低和提高后的工资税更加扩大了资本家和劳动者税后收入不均。新自由资本主义的劳动市场体系已经在扩大阶级收入差距中起着重要作用。
法国学者、国际马克思大会社会主义学科主席托尼·安德烈阿尼通过自己的研究也得出了与科兹相似的结论。他在提供的会议论文中指出，西方经济的利润率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稍微下跌、快速回升然后趋于稳定。他认为，这是由于资本家故意实施一系列政策以增加劳动量造成的：劳动时间和劳动强度再次增加，所有指数都反映出这一点。资本家还通过收缩流通方法以整体的身份实施强硬额度的资本经济。他们用参与式企业管理成功缓解了劳动者的消极抵抗。但是，这一切当然只有在抑制工资的情况下（已经是工资紧缩状态）才能成功。因为结构性失业升高，资本家轻轻松松地就达到了目的。但是，为了强加这一工资紧缩，他们需要国家的帮助。于是新自由主义政策出台：保证劳动市场在现有规定下的流通，通过降低“工资负担”降低“劳动成本”，其分摊额实际上就是间接性工资（医疗费、失业补助）或延迟性工资（退休金）。托尼指出，这些新自由主义的措施都是当今继续施行的政策，甚至更加严苛。因为全球化影响到了企业利润，因此必须通过将企业迁往劳动报酬更低的地方等各种威胁手段重新向雇员施压。通过上述概要，可以发现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为资本增长及收益活动提供了一个相当详细的说明。托尼强调说，这一新自由主义攻势并未停止。
（二）新自由主义正在走向崩溃
2008年世界经济金融危机发生以后，新自由主义在全球范围来讲，已经是“臭名昭著”了，但是国内外都有一种观点认为，以华盛顿共识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促进了全球化的发展，促进了新兴国家的发展。
埃及著名学者萨米尔·阿明对此提出了不同观点。他指出，新兴国家的发展首先得益于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是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开启了外围工业化的进程，而且新兴国家通过一定程度的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脱钩”的政策，采取自力更生的发展，更能促进新兴国家的社会改革，使这些国家最终崛起，并在这个方向上越做越远。他认为，中国是这样一条道路上的领军人物。新自由主义在实施符合他们期望的“全球化”时，基于的是他们手中掌握的独有的优势特权，分别控制：技术、获取地球的自然资源、货币和金融系统的全球一体化、通信和信息系统、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阿明认为，在过去20年间，新兴国家确实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让他们具备了加速发展的能力，特别是通过运用资本主义手段在全球化“自由主义”制度下的工业发展能力，但这一成功也引发了他们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可继续这条道路的错觉，也就是说，沿着这条道路，他们可以继续或可以使他们成为新的“平等的资本主义伙伴”的错觉。西方国家通过创建20国集团，来拉拢较有名望的新兴国家，继续放任这种错觉的存在。
阿明强调指出，随着最近资本主义不断爆发的内部分裂，这些幻想会随之破灭。三位一体的资本主义力量和新兴国家之间的矛盾已经很明显了，预计还会恶化。如果新兴国家想要继续前进，他们将会被迫变得更加自力更生，实施国家计划以及加强南南合作。阿明认为，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在不断增长，现在轮到了经济体制的金融化。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盈余无法用于扩展投资和深化生产体系，这种过度的“金融投资”在垄断的控制下，成为了不断积累的唯一选择。金融化的反面，是导致贫富差距的增大（包括财富收入），以及不断扩大的贸易顺差。“金融投资”（或者说金融投机投资）以令人眩晕的姿势继续疯长，伴随GDP的不对称增长（此乃泡沫经济的主要原因）或伴随实际生产的投资。就是这个系统——通常被称作为“新自由主义”，广义的垄断资本主义制度，“全球化”（帝国主义）和金融化——正在我们眼前逐渐崩溃。该系统显然无法克服日益增长的内部矛盾，这些矛盾注定会继续飙升。
大卫·科兹也指出，他在2006年就提出，新自由主义正在进入危机和终结阶段，而2008年的财政危机和经济危机证实了他的这个判断。这次危机在很大程度上取消了新自由资本主义。
美国马萨诸塞州马克思主义教育中心主任、政治经济学家瓦迪·哈拉比教授指出，即使帝国主义不支持格鲁吉亚或乌克兰（接着可能是巴西或俄罗斯）的“颜色革命”，全球不稳定性也在不断增加，劳动价值不断被贬低，冲突不断上升。这是因为生产力与不恰当的资产阶级形式有着不可避免的矛盾。资本家无法废除资本主义规律。资本主义货币日益混乱的局面本身足以说明，经济和社会的不稳定性在不断上升。在过去12个月内，巴西、俄罗斯和乌克兰等国货币对美元贬值均超过40%。欧元、日元和加拿大、韩国、印度尼西亚及其他十几个国家的货币的跌幅均超过13%。澳大利亚、哥伦比亚、南非、土耳其和马来西亚等国的货币下跌超过25%。货币投机每日的总交易额超过5万亿美元，帝国主义的私人银行和中央银行助长了这种投机行为，也助长了不稳定性。
李慎明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论证了资本主义特别是新自由主义的不可持续性。他认为，从生产工具的角度看，全球已开始进入“互联网＋”时代，而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生产工具的发展必将引起生产关系的大变革。李慎明指出，有的同志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拥有“互联网＋”这一高新科技并渗透全球的经济、政治、文化及军事、教育等诸多领域叹为观止，从而对马克思主义和世界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复兴信心不足。上述想法只看到历史的局部空间和时段中的现象，但如果把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一观点放入当前全球占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框架里，放入历史的长河中，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来考量，我们就可以得出与此相反的结论来。第一，“互联网＋”的迅疾发展，使得资本所雇佣的人数愈来愈少，使得全球范围内更多的民众与高新技术甚至传统生产资料相分离，从而使得社会的相对需求逐步减少甚至锐减。第二，“互联网＋”的迅疾发展，使得垄断产品的价格和质量却愈具竞争力，因而垄断产品的市场便愈具全球性。第三，“互联网＋金融衍生品”模式的泛滥，使得国际资本流动速度以几何级数加快，在瞬间就能掠夺别国和他人的大量财富。“互联网＋”既是金融帝国主义找到使它登上自己所要登上的顶峰的最为有力的工具，又是造成当今全球范围内贫富两极分化的最为直接、最为便捷、最为重要的通道。
三、关于“颜色革命”
“颜色革命”是本次论坛的一个主题，与会学者主要从“颜色革命”的性质、特征与规律、预防和制止“颜色革命”的主导力量与措施以及中国、越南、老挝等国防范“颜色革命”的经验等方面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
（一）“颜色革命”的性质
王伟光在大会主旨报告中指出，“颜色革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革命”，而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推行新型霸权主义的基本手段，其目标指向有两个：一是以美国为首的某些西方国家的垄断资本利益所在的国家与地区，同时又是具有反对西方资本强权政治的国家与地区。“颜色革命”对这些国家进行颠覆活动，旨在改变现政权，但并不改变其原有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而是 “城头变幻大王旗”，企图培植一个亲西方、亲美国的政府。二是搞垮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与“颜色革命”是资本主义搞垮社会主义国家的两把刀。
对“颜色革命”性质的这个判断得到了与会学者的一致赞同。李慎明指出，在今后一些年内，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在亚洲的一个重要的战略和策略手段，就是以军事硬实力为后盾、为恐吓，重点运用文化、规制、金融等软霸权间离亚洲各国人民特别是亚洲各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关系，在中国、越南、朝鲜、老挝等国搞“颜色革命”，进而维护和扩张其在亚洲的经济殖民霸权。这就是美国“重返亚洲”或“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实质与本质。
老挝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坎蓬·本纳德指出，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正妄图通过联合利用军事力量与和平转变计划，以及进行“颜色革命”等各种手段来破坏社会主义国家，推翻与其敌对或违反其利益的政治体制和政府，正如他们对欧洲先前的社会主义国家、北非国家、以及中东国家所做的那样。这是他们实施其全球霸权战略所采取的一贯形式和做法。
法比奥·艾斯德指出，虽然“颜色革命”的政治结果因各国实际情况而差异显著，然而，区域差异并不能掩盖“颜色革命”是标准化模式这个事实：该模式旨在强化西方、尤其是美帝国主义的全球霸权地位。
古巴世界金融趋势部副主任格拉迪斯·赫尔南德斯指出，古巴的一些学者认为，近期美国对古巴的新做法表明，一是美国长期对古巴的封锁奏效很少；二是变换手法，以更有效的政策实现摧毁古巴革命的旧目标。
英国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主席哈帕·布拉尔指出，西方宣传机构通常都会丑化试图对其发动“颜色革命”的政府，但若该政府屈服于其施加的压力，便会开始美化其形象。1981年波兰政变后，雅鲁泽尔斯基将军被丑化为暴政的象征；然而，1989年10月21日，《费加罗报》将该将军美化为致力于党国事务的战士，试图营造新的形象——就像凌驾于所有党派之上的总统一样，是整个国家，而不是某种意识形态的化身。当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反对《华沙公约》针对捷克斯洛伐克及苏联在阿富汗的干涉，并对跨国公司开放其国家时，帝国主义媒体将他描述为“坚决反对官僚机构滥用职权”，“滴酒不沾、生活朴素”。然而，1989年，当他后知后觉开始反对反革命浪潮席卷整个东欧时，却被描述为“血腥的暴君”。这些事例揭露了西方所宣扬的“民主、自由”的本来面目。事实上，资本关心的只有这种自由即掠夺他人的自由。为了维护这种唯一的自由，所有恶行、屠杀、浩劫和战争都是合情合理的。他们所有关于自由、民主和法治的言论都是谎言。
（二）“颜色革命”的特征和规律
中共中央组织部原部长张全景指出，“颜色革命”有三个方面的特征：第一，“颜色革命”与外部势力的干预。发生“颜色革命”的国家都有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的外部因素，就是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输出民主战略。“颜色革命”得到了外部势力的干预和支持，通过媒体、互联网对要发生“颜色革命”或已经发生“颜色革命”国家的反对派、以及反对派同盟、受迷惑欺骗的人们以宣传、声援和资金的援助。第二，“颜色革命”与意识形态主导权的操纵。“颜色革命”所在国的意识形态主导权被美国为首的西方意识形态所操纵，新上台的政权的外交政策大都转向了亲西方政权。“颜色革命”并没有给这些国家的普通民众带来民主化，而只是一个反对党派的势力取代另一个党派的政治势力。第三，“颜色革命”与价值观的渗透和侵袭。“颜色革命”所在国的价值观被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权，即所谓“普识价值”侵袭和渗透。反对派或受迷惑欺骗的人们以自由、民主、人权为旗号举行大规模的反抗示威游行等抗议活动。“颜色革命”往往假民主之名以行，以给人民更多自由相许，但“革命”结果却是人民希望得到的幸福生活并没有实现，民主自由也成为泡影。现实已经证明，“颜色革命”与西方的文化霸权给中亚、独联体、中东北非等地区带来的不是自由、民主和人权，而是战乱、动荡和暴力频发。
在“颜色革命”的特征和规律中，与会学者形成的共识最多和最集中的是：“颜色革命”绝非是民众的自发行为，而是有国外势力公开参与并受外部控制的产物。这里面既有非政府组织操纵，又有错误理论思潮的引导，比如，“公民社会”等等。
法比奥·艾斯德提供了一些这方面的实例：这些组织会与非政府组织及美欧政府机构建立联系，并从对方获得其运动所需的技术和媒体支持、政治及经济资助。其中，提供支持的美国非政府组织主要有自由之家、国家民主基金会（NDE）、国际共和研究所（IRI）、及乔治索罗斯基金会，他们都曾活跃于“颜色革命”和“阿拉伯之春”运动中。值得指出的其他组织还有负责提供技术支持和选举监测人员的美国国际民主研究院（NDI）、开放社会研究所和公平选举组织（Fair Elections），以及臭名昭著的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曾在格鲁吉亚投票系统实现计算机化中投入150万美元）。他举例说，“约旦网络人士阮塔威得到NDI的资助；也门记者卡曼得到NED和‘无枷锁女记者’非政府组织的支持；阿尔及利亚民主变革全国协调委员会得到NED和美国工会主义的资助；2005年以来，1万名埃及人参与了由USAID资助，NDI、IRI和其他28个机构组织的有关民主与管理的计划和见习活动。
布罗夫指出，在美国实施名为《在中东地区发展合作支持者》的项目时，原则上是要运用一些新的方法，培养一些年龄在25岁之前的年轻人和居民，让他们从心里接受自由民主，这些人已经代替了那些政治精英、军人和知识分子。在2002年以后借助于各个在东方阿拉伯世界的美国组织，无论是在美国本土，还是在中东他们自己的国家，已经有成千上万的年轻人接受过政治教育。在1998年的时候从埃及去美国接受发展民主制规划学习的人在33000人左右，但是到2007年的时候，就已经增加到473000人次，而在2008年的时候，人员已经增加到了1487000人次。
莫斯科大学社会学系外事副主任格拉奇科夫教授指出，“颜色革命”并非国内人士为实现“民主梦想”而举行的意外或自发抗议活动，而是西方国家策划的、改变全球势力的一系列阴谋活动。从许多国家的政治现实来看，“抗议”运动的主体往往代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利益，由美国等西方国家直接参与规划、组织和提供资金。
舍普琴科指出，关于公民社会制度功能和作用的任何梦想都不应当存在。西方制度不仅仅是一种狭义的政治制度，而是所谓“政治社会加公民社会”。根据安东尼奥·葛兰西的理论，在最发达的西方国家，公民社会已成为一个非常复杂的结构，能够抵御突如其来的各种因素——灾难性的“入侵”。由于该社会结构复杂，如果仅仅从对立的无产阶级立场直接攻击国家机器，失败不可避免。卡尔·马克思在自己的“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写道，人类社会终将要取代资产阶级公民社会。换句话说，卡尔·马克思和安东尼奥·葛兰西所理解的公民社会是资产阶级社会制度。20世纪70年代末，在出现波兰团结工会期间，首先是在政治实践层面，然后是在理论现象层面发生了回归资产阶级公民社会的情况。在那时的社会主义波兰，公民社会首次以团结工会为代表成为强大的政治力量，几乎到了可以公开宣称自己的终极目标就是推翻共产党政权的程度。之后，公民社会变成了“改革力量”的象征，很快席卷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并战胜共产党政权，取得胜利，其中包括苏联，导致了极端民主派资产阶级力量上台。当安东尼奥·葛兰西研究并指出西方国家有可能通过争取公民社会制度而掌控无产阶级时，马克思主义者中的任何人都没有预料到，其理论发现和结论会被其阶级敌人所广泛利用。舍普琴科强调指出：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在现代非西方社会的政治进程中，关于公民社会制度功能和作用的任何梦想都不应当存在。它就像是核反应堆。如果不对它进行控制，它将冲垮并粉碎任何现代的非西方国家，这将是真正的核灾难。
多位学者提到，“颜色革命”普遍采用的一种方式是制造颠覆现政权的舆论。中国人民大学周新城教授指出，这种意识形态工作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把现政权妖魔化。收集政府工作中的毛病、错误，加以夸大，煽动群众的不满。另一类是灌输美国的价值观，美化美国式的民主、自由，让广大人民群众潜移默化地认同美国的政治经济制度，为有朝一日建立亲美政权奠定思想基础。
美国蒙特克莱尔州立大学教授、著名历史学家格雷弗·弗尔指出，“颜色革命”是反共产主义的一种伪民主形式和意识形态，反共产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已取得“文化霸权”。
大多数人只看到了“颜色革命”采取的和平方式的一面。安德瑞·卡托纳特别指出，“颜色革命”并不单纯使用和平方式。军事力量隐藏在“颜色革命”后面，如果“和平”抗议不够成功，军事力量就可能被公开使用，以确保政权更迭。卡托纳指出，在每次“颜色革命”中，都有武装力量的准备，在行动之前经过组织并准备取得政权。例如，在2000年10月的贝尔格莱德，准军事组织破坏和占领了议会，并对米洛舍维奇的下台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同样的情况发生在2014年2月22日的基辅政变。发生在中东和北非的事件表明，军事力量是所有“颜色革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包括对现政权保持外部压力，以防止这些政府使用武力恢复秩序，援助反对派武装力量。如果这些措施不够，西方社会有可能进行军事行动以挫败现政府军队以使反对派力量取得政权。
（三）预防和制止“颜色革命”的主导力量和措施
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学部委员汝信指出，为应对“颜色革命”和西方的文化霸权，一刻也不能放松意识形态工作。当前，西方国家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在世界上占有优势，社会主义文化和意识形态处于劣势并面临被同化和弱化的风险与危机。双方之间意识形态的斗争不可避免，将长期存在。我们应特别警惕西方资本主义对我们的思想渗透。近些年来，在生活方式上出现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消费主义，在道德上出现的见利忘义、以权谋私、尔虞我诈，在政治上出现的自由主义、分裂主义、民族主义等等，都是西方文化给中国带来的消极、负面影响的表现。就软实力所包括的三个方面——政治、文化、外交而言，它们共同指向一个核心，即意识形态。国家意识形态是否被高度重视和有效构建，主流意识形态是否被高度认同，意识形态是否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既是文化问题，更是政治问题和外交问题。一个不重视本国意识形态建设的民族是不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表明了党中央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高度重视和更高要求。面对新的历史时期前所未有的挑战，我们要从应对国家软实力竞争的战略高度看待和认识我国当前的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建设的主动权和话语权，迎接挑战，打好主动仗。
立陶宛学者弗拉基斯拉夫·施维德指出：领导权的丢失是苏联垮台最主要的经验教训。施维德认为，对于苏东剧变，如果仅仅认为是这些国家出现的思想“妖魔鬼怪”——反革命势力，以及美国情报部门阴谋活动给苏联的统一造成了致命打击，那么这是不完全正确的。上述情况当然是起作用的，但是，如果当时的苏联领导人是真正的共产党人，而不是以戈尔巴乔夫、亚科夫列夫和谢瓦尔德纳泽为首的思想蜕化变质分子，那么是可以及时遏制住反动势力的。而当时的苏联领导人假借“完善社会主义”名义，发起了俄罗斯哲学家亚历山大·季诺维也夫将其称为“灾难”的所谓“改革”。苏维埃领导结构的老化和僵硬造成叛徒和思想蜕化变质分子窃取了国家领导岗位；政治昏庸的后斯大林时代苏联领导，不能在动态变化的世界条件下创造性地应用马克思主义，在戈尔巴乔夫“改革”期间不能像中国所实施的那样将社会主义优越性与市场经济特点结合起来，共产党和整个苏联社会的政治麻木不仁，不仅造成政治冒险家和思想“妖魔鬼怪”掌权，还造成他们在短短的6年期间不受惩罚地瓦解了国家。这一切都是从赫鲁晓夫时期开始的，在狂妄的反斯大林主义浪潮冲击下，干部队伍开始了思想蜕化变质。其结果导致了披着共产党员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外衣而实际上追求个人名利的人掌握苏联共产党领导权。
坎蓬·本纳德指出，为应对“颜色革命”，老挝人民革命党和老挝政府已特别注意，防止恶意群体进行具有阴谋论的游说，并煽动事故的发生，从而为帝国主义者和反动势力进行“颜色革命”创建有利条件和可用因素。老挝同时也关注了某些关键问题，并制定出恰当举措：第一：重视思想政治教育，使人民了解、认同并掌握党的路线和政策；对敌人所有形式的破坏策略有所警觉；积极贡献并参与到国家国防与安全事务中，实施所有的国家国防与安全政策。第二，在各民族、社会阶级、社会阶层和不同宗教间，实施团结一致的方针，并通过法律和宪法严格遵守。全面防止出现可被帝国主义者和反动势力进行“颜色革命”所利用的民族、宗教和人权问题。第三，防止、终止并解决不良现象，高效、全面并及时地打击腐败。第四，根据法律对国家和社会进行管理，需着重注意社会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管理机构，要求其根据老挝的法律和规定活动。第五，管理不同的媒体，使其根据法律规定行动。在此，要特殊注意对在线媒体进行管理。第六，要注意在草根阶级上建立政治基础，这一举措与全面的农村发展、消灭贫困、缩短城市与农村地区的差异、以及缩短不同民族间的差异有很大的联系；要使人民信任党和国家，信任新的经济体制和社会主义目标。
越南社会科学院中国研究所原所长杜进森指出，越南同志认为，为防止“颜色革命”，必须完善社会主义国家法制，加强党的建设，合作与发展，主动在“和平演变”斗争中反对敌对势力的宣传，坚决挫败敌人的“和平演变”阴谋，主动预防和与党内自主演变的表现做斗争，克服一些党员干部政治思想道德的衰退。 多布洛霍托夫根据对历史上的“颜色革命”的研究，得出了四个重要结论：第一，周密细致地进行必要的政治经济改革，改革之时不要让自己的国家陷入民众对现状不满的危机之中；第二，如果已经出现了危机，还进一步演变成了骚乱，应以国家整体利益和大多数人民利益为先，果断平息骚乱，立刻着手开始必要的改革，这样可快速有效地促进国家平稳顺利发展；第三，要着重提升“软实力”—— 有效地宣传、反宣传、外交政策信息攻势，旨在成功压制帝国主义针对独立国家的信息战；第四，小心警惕地监视外敌及其在国内帮凶的活动，及时对他们采取措施先发制人。积极利用本国和国外高质量的社会舆论和社会研究成果，利用它们作为工具来评估各个阶层民众真实舆情动向，评估敌对破坏活动对民众舆情的影响以及我们施行的政策达到的效果，包括宣传和反宣传效果。
（四）“‘颜色革命’在中国必然走向失败”
哈帕·布拉尔指出，只有当受害者在意识形态或生理层面不够强大，难以抵制反动分子及其帝国主义帮凶的联合绞杀时，“颜色革命”才有可能成功。发动政变的企图也正好说明对方发现了现政府的软弱性。然而，现政府如果有强大的适应恢复能力，强大的意志力及足智多谋的抵抗方法，定能击退反革命分子的企图，中国有成功的经验。鲍勃·布里顿同样提出，对于帝国主义大规模的文化和意识形态霸权及其在“颜色革命”中的应用，制造社会主义社会动荡，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其他现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经验可以借鉴。
舍普琴科指出，为应对“颜色革命”的挑战，最近几十年中国经验的理论认识是有重大意义的。中国强调结合马克思主义、儒家学说和许多世纪以来中国文明价值观的综合思想体系。中国还提出从保护民族文化开始捍卫国家安全，其中包括国家信息安全。中国巧妙地保护自己的文化免受美国文化侵蚀。今天的中国已达到很高水平的民族和解，这就使得共产党和国家能够有效地管理这一进程。所有这些都说明了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
白俄罗斯学者艾琳娜·索科洛娃提出：在中国推进的“颜色革命”不仅是徒劳的，而且证实了中国国内稳定的局势。中国传奇的发展历史并非源于对西方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的模仿，而是得益于适应中国传统的经验。邓小平提出的主要论述也并非基于对西方基本架构的复制，而是利用中国社会的基本传统来解决社会经济问题。开放性是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的主要特征之一，中国的后续发展仍体现了邓小平“不惧西方”的特点。历史已经证明，中国的改革之路是正确且明智的，“颜色革命”在中国必然走向失败。
国防大学原政委赵可铭上将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军是西方“颜色革命”不可逾越的“战略屏障”。全军官兵要在全局上认清西方敌对势力对我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严峻形势，增强忧患意识。当前，敌对分子也在千方百计往我们军队里渗透。军队在这场防止和反对“颜色革命”的斗争中，要打主动仗，要有组织地让广大官兵了解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的严重威胁，存在“颜色革命”的潜在危险性甚至现实危险性，从而把思想统一到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的战略判断上来，未雨绸缪。军队官兵一定要认清肩负的特殊使命，始终确保在党应对“颜色革命”的关键时刻，成为党得心应手的强大工具，成为不可逾越的“战略屏障”。近二十年来，已被西方用“颜色革命”颠覆合法政权的国家，其军队官兵与人民一样，思想被搞乱了，脱离了执政党的领导，在“颜色革命”发生时，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对军队失去了指挥号令的能力。中国不会出现上述国家那样的局面。我们军队广大官兵是铁心跟定共产党，不管出现任何风险浪潮，军队绝对听从党的领导，听从党的指挥，国内外任何敌对势力都别想打中国军队的主意。为确保我军作为抵御西方“颜色革命”最可靠的强大力量，必须更有针对性地加强思想政治建设，继续深化对西方鼓吹“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国家化”歪理邪说的批驳，用我党我军的历史教育官兵，我军是共产党毛主席创建的，几十年跟着党一起走出了苦难辉煌。我们不惹事，但绝不怕事。血火战场上的硬刀子、意识形态的软刀子，我们都能打胜仗。我军具有这样的自信和能力。
李慎明强调指出，“颜色革命”、新自由主义和文化霸权是国际垄断资产阶级企图殖民世界各国人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新手段，颇带一定的欺骗性。但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带来的世界上各种各类矛盾尤其是全球范围内的贫富两极分化的蕴聚、激化，必然导致金融帝国的“乐极生悲”和世界人民的“悲极生乐”。贫穷决不是社会主义，贫富两极分化也决不是社会主义。物极必反，贫穷和贫富两极分化最终必然产生社会主义。现有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的所有制及分配关系将越来越容纳不下“互联网+”为代表的社会生产力的极大发展，必然在全球呼唤着新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的诞生。这正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强调全党同志要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全国人民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依据所在。
（秦益成、李强、单超 执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