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日 霾
他说想起了斯蒂芬·金（Stephen King）的一部小说，可惜忘记了名字。望京那些道路本来就辨不清方向，今天似乎更多了些未知，似乎我们不是在找一家麦当劳，而是奔向一个nowhere。
我第一次带了口罩，感到眼睛有轻微的刺痛。对于环境，我是个迟钝的感受者。大约四年前，美国驻中国大使馆第一次公布了PM 2.5的数字，我没有太多感受。大概总觉得，比起这个国家面临的政治、道德、精神上的污染，这自然环境污染，仍非最迫切的问题。我猜，这些多少受到哈维尔（Havel）一篇文章的影响，那是八十年代中期，西方国家的公民组织正忙于世界和平大会，他们很希望东欧这些异议者也能加入。在那篇冷静、坚定的文章中，这个捷克人表明，他们对这个倡议的沉默并非指这个问题不重要，而是基于特定环境的现实感。
如今想来，我当时的冷漠，实在是一种迟钝。这不仅是因为四年来，北京空气质量继续恶化（今天很可能是最糟糕的一天，指数超过了2000）,它愈发变成摧毁我们日常生活的最可怕的威胁，更是因为我们对空气质量的态度越来越多地折射这个社会其他方面的退化。它也暴露出我思维中的绝对主义（亦或是失败主义）倾向。我相信，当这些边缘性的努力一旦触及某些核心问题时，它们就会被迫终止。不管是商业力量、新技术还是环保，他们都被迫臣服于政治秩序，后者似乎难以撼动。
2011年，因为社交媒体的传播，美国使馆公布PM2.5的指数变成了一桩政治性事件。对于公众来说，这是对“常识”的重申，他们找到一种能清晰描述自己感受的指标，他们感到官方所发布的空气状况与自己的真实感受不同。而对于官方来说，这一举动则无疑是“和平演变”的最新表现，那位大使更是“别有用心”之辈。社交媒体正激发出强烈的表达欲，政治权力正面临转型，它有一个意外的舆论宽松时期，人们在经常杂乱、喧闹的争辩中，试图寻找真实。
四年过去了，不断升高的PM2.5已成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比起空气里的雾霾，思想上的雾霾恶化得更快。当那位黄皮肤的大使离去时，他得到的司徒雷登式的评价，让人想起阶级斗争与种族歧视结合在一起。
一份广受欢迎的小报，至少有两次为北京的雾霾天作出了令人叹为观止的辩解：1，它促进了中国社会的平等与团结，所有人都在吸入；2，它还加强了安全，敌机很可能无法清晰侦查地貌。
这种论调一开始是作为笑话出现的，但人们很快也习惯了它。因为所有反驳的声音，都一个一个被消解。当个人的真实感受，不能被清晰表达，愤怒不能转化成具体改变的渠道时，个人也就逐渐迟钝，最聪明的人也不过保持了某种嘲讽的姿态。现实逐渐消失，你被一种超现实围绕着，荒诞变成了日常的一部分，因为这些荒诞腐蚀你的感受与意义感，你更不可能思考与行动。
那份小报的社论、历史穿越剧，无穷无尽的真人秀，还有突然涌来的科幻热，与空气中的雾霾一样，都把这个社会带入一场超现实的梦境中。因为回避真实的感受，我们就创造出无穷的虚假感受。各种鲜亮的荧光屏——电视、手机、电梯里的显示器——与现实的自然与社会环境的污浊，恰成对比。但它们有机地混合在一起。
在手机上，我看到那一段雾霾中的跳广场舞的老人。他们在末日似的天气中舞动依旧，录音机里传来昔日的红歌。我不知该为这一代人悲哀还是庆幸。年轻时，他们沉浸在一个“革命”的梦境中，以为自己肩负着解放世界的使命，年老时他们在这“毒气式”的空气中，以为自己在维持健康。与此同时，我们的小学照常开课，孩子们带着口罩去上学，除去污染还暴露在流行病感染的危险中，因为没有官方机构发布红色警报，或许它太敏感了，它可能引发恐慌，如果不发布，它也就不存在。
这高度的迟钝与高度敏感，是我们梦境式的生活的支柱。
12月2日 晴
风还是来了。几天来，我第一次打开窗，天蓝得不真实，空气里那股难以描述的臭气消散了。我几乎听得到这城市洋溢的欢呼，包括我自己。
聚集了几天的压抑与愤怒也没了，甚至那股难以排解的抑郁也没了。几乎忘记了，昨日一遍又一遍冲洗鼻腔时的咒骂。
记得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曾描述斯大林的统治术：它总是松松紧紧、忽左忽右，在你绝望时，给你暂刻希望，随即又摧毁一切。它让一切都陷入不确定性，最终你会放弃任何独立判断的可能性，只想跟紧每一次潮流，感激每一次的幸存。
我很怀疑，北京的风也是某种合谋者，通晓这一切。多年来，北京人诅咒凛冽的寒风，如今对它的每一次到来充满感激。
哈维尔的朋友，小说家伊凡·克里玛（Ivan Klima）也曾分析他那个时代的捷克制度：权力腐蚀了社会，使每一样日常事物都变成特权——去医院看病、一次出国机会、某样食品。这普通物品的特权，也迫使每个人面对权力时更温顺与狡诈，以便胜过别人，获得自己那一份。很多人也在这扭曲的竞争中，获得某种成就感与意义感。
我们熟悉这个景象。但伯林与克里玛必定无法想象蓝天与风，同样会加入这个游戏。当重大会议到来时，北京会获得某种被定义的蓝天。北京人欢呼一时，全然忽略这是对周边施加暴力的结果。我原以为，环境的恶化会促使集体意识的觉醒，然后带来集体行动。但我很怀疑，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什么都不会发生。
是一个流行歌手唱的吧：天空飘过五个字，那都不是事。这是我们时代的真正哲学。今天的最重要的事是，郭富城又有了新欢，一个整过容的网红。
我也知道，在这里哀叹与诅咒，都不过是想化解自己的无能，用力却徒劳。
12月8日 霾
在家里困了一天。刚刚买的那台Blue Air嗡嗡作响，窗外的紫竹院被包裹于烟雾中，像是透过毛玻璃看去的山水画，禅意十足。
这也是危险的禅意，今天，北京第一次发布了红色警报。整个城市变成了一座巨大的监狱，所有的自由移动——上班、约会、散步——都变得与勇气或是愚蠢相关。
我靠在沙发上读一本奇特的小说《苏维埃人》（Homo Sovieticus），来自苏联作家亚历山大·季诺维也夫（Alexander Zinoviev）。借由很多片段式的描写，他探索了一种新型的苏联人格——“高度灵活，有能力随时为了现实需要改变自己道德立场”，他似乎同时嘲讽了苏联的极权制度与西方自由制度的失败。
季诺维也夫应对的是最后一代苏联人。那个集体理想早已崩溃，剩下的是一个濒临破产的政治经济制度与已经破产的道德环境，个人唯有躲入动物式的生存本能中。
苏联不仅曾试图创造一种新制度，也试图创造一种新人。但与他们期待的不同，经过七十年的尝试，这些“新人”与那些宣传画上生机勃勃、充满理想的形象不同，他们情绪低沉、自私自利、冷漠、他们习惯double thinking，double speaking，孤立无知……
在《苏维埃人》出版九年后，苏联帝国结束了，一场贯穿20世纪的意识形态试验告一段落。这意味这“苏维埃人”的结束吗？在混乱的九十年代之后，普京将国家权力重新带回，一种“新苏维埃人”（或者该称为“新俄国人”）出现了，比起昔日的“苏维埃人”，他们更多了咄咄逼人与贪婪，更有一种攻击性。
我觉得内心平静，仿佛受困感让我获得了一种新的自由，不活动（盲动）的自由。同时我也感到一种收缩感，外部逐渐消失了，我与自己相处。这收缩感已经包围了我一年多，我对于更广阔的世界似乎丧失了兴趣，更不相信集体行动的可能性。我被动地接受一切，乃至于通过浪漫化来躲避这无力感——比如这禅意的雾霾。
我又想起，红色警报让北京周边的工厂都停产了吧，包括正在印刷日历的厂子，它会影响到我们刚刚开始的业务吧。然后又看到微信上流传的一份起诉书，一个在生活中失踪已久的朋友，他因为发的微博被起诉，他的习惯性大笑声似乎正被这浓重的霾所吞没……
再然后，我睡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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