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建華. 季諾維耶夫: 蘇維埃體制「最無情的批判者」 和「最後的守護人」

亞歷山大·季諾維也夫

二十一世紀》網絡版 二○○六年八月號 總第 53 期                  2006 年8月31日

季諾維耶夫:蘇維埃體制「最無情的批判者」

和「最後的守護人」

⊙ 張建華

  一 寫在前面的話:一個中國學者的敬意和紀念

  亞歷山大‧亞歷山大羅維奇‧季諾維耶夫(Александр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Зиновьев)是蘇聯和俄羅斯著名的哲學家、邏輯學家、社會學家,他也是蘇聯時代最著名的異議作家和持不同政見者(диссидент)。他以其高深 的學術功力、犀利的春秋筆法、不群的政治觀點、獨特的批評視角以及絕對化的自由主義立場鶴立於蘇聯持不同政見群體之中,稱名於當代國際學術界。在蘇維埃體 制如日中天之時,他不惜自己的政治生命和學術生命,勇敢地對斯大林模式提出批評;在漂泊和僑居西方之時,他對西方民主體制同樣持「詳加審查」態度1;當蘇聯解體、新俄羅斯治亂交替和前程未蔔之際,他再次挺身而出,批評激進社會和政治改革,抨擊西方化和全 球化之弊,大聲疾呼珍視蘇維埃優秀價值觀念,重建共產主義思想體系。在季諾維耶夫身上體現了自拉吉舍夫(А.Н.Радищев , 1749-1802)以降,俄國知識份子的群體特性:不服膺於權勢和世態,忠實自由信條和人類理念,做永遠的持不同政見者。這正是筆者一直以來由衷欽佩季 諾維耶夫之處。

   2006 年 5 月 10 日,季諾維耶夫因患腦癌( Рак мозга )在莫斯科病逝,終年八十四歲。 5月 15 日,在麻雀山(Воробьевы горы )莫斯科大學( Москов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имени  Ломоносова )主樓的文化宮為他進行了隆重的民間祭禱和告別儀式。當天的俄羅斯各大媒體均對此做了長篇報導,稱他是「世界範圍的思想家和文學家」(Мыслитель илитератор мирового масштаба);國際社會學的「主教」( патриарх );「共產主義、西方和後蘇聯模式的世界觀的最嚴厲的和最後的批評者」( один из наиболее жестких и последовательных критиковкоммунизма и мировоззренческого либерализма западнического и постсоветского типов);「蘇維埃價值體系的最後守護人」(Последный защитник системы советской ценности);「我們的同時代人,柏拉圖式的哲學家」(Это был наш современник, философ – уровняПлатона )。

  筆者此時正在聖彼德堡大學(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做訪問學者,親身感受到了俄羅斯學術界,乃至國際學術界對他的離世的歎息,對他的學術成就的高度評價2。筆者在國內時一直追蹤季氏著作和思想,此次借在俄收集資料之便,特撰此文,並且將他在去世前一天接受採訪 對話以及著名哲學家德米特裏‧萊烏特(Дмитрий Реут )所致悼詞( некролог )翻譯並附在本文末,以表達一個中國學者對季諾維耶夫的敬意和紀念。

二 季諾維耶夫其人其事

  季諾維耶夫是俄羅斯人較為常見的姓氏。在20 世紀俄國歷史中,有兩位季諾維耶夫聞名於世。第一位是列寧的同時代人、親密戰友兼諍友、蘇維埃政權早期領導人、最後死於政治鬥爭的季諾維耶夫 (Григорий Евсеевич Зиновьев,原姓拉多梅斯連斯基( Радомысльский ), 1883- 1936 )。另一位就是本文的傳主、學者和作家季諾維也夫了。

  季諾維耶夫於1922 年 10月 29 日出生於科斯特羅馬州楚赫羅姆村(Деревня Чухлома Костромской область)的一個粉刷匠家庭,他是這個家庭的第六個孩子。1929 年,全家因饑荒逃難到莫斯科。季諾維耶夫少年時代即天資聰慧,17 歲( 1939年)考入莫斯科哲學、文學和歷史學院(Институт философии, литературы и истории)。在衛國戰爭前因參與反對斯大林( И.В.Сталин )個人崇拜的暗殺活動而被捕,但後來逃脫。在 1940年加入蘇聯紅軍,初時當過坦克手、騎兵,後來成為伊爾-2 強擊機飛行員,參加了 31 次空戰。在衛戰爭期間先生兩次負傷,並獲得了蘇聯紅星勳章。1946 年,他考入著名的莫斯科大學哲學系, 1951 年以優異成績畢業並留系做副博士研究生。

  季諾維耶夫在1954 年以《馬克思〈資本論〉中的邏輯思想》( Логика «Капитала» К.Маркса )題目通過副博士學位論文答辯,並且聞名學界。其他的哲學家和邏輯學家在研究《資本論》時,往往僅僅把它看成是人類第一次對資本主義社會做出科學分析的著 作,僅僅將其視為對該社會特點的描述。正如季諾維耶夫的同事、蘇聯著作哲學家謝德羅維茨基(Г. П. Щедровицкий, 1929-1994 )所評論的那樣,這種做法實際是混淆了邏輯學( логика)和本體論( онтологие )的關係。而季諾維耶夫則把馬克思在《資本論》中體現的邏輯學思想看成建立複雜的歷史的發展客體( объект )理論的思維過程的方法和方式,他提出了著名的「馬克思〈資本論〉中從抽象到具體的上升方法」( Метод восхождения от абстрактного к конкретномув  「Капитале 「 К. Маркса)的命題。他認為《資本論》中的邏輯學思想與其說是以按照確定方式思維的獨一無二的歷史事實的話,還不如說是作為建立本質上是社會新的 狀態的理論模式的工具。謝德羅維茨基也曾指出在歷史過程中思維的主體(Суверенитет )問題,他認為:「任何社會革命都開始於思維革命」( Вся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 в обществе начинается с революциив мышлении )。3由此,奠定了蘇聯邏輯學學派──「莫斯科方法論小 組」(Московский методологический кружок)的學術基礎。 1953 年,季諾維耶夫與馬馬爾達什維利(М.К.Мамардашвили,1930-1990)、謝德羅維茨基和格魯辛( Б.А.Грушин,1929- )共同創立了國際學術界著名的「莫斯科方法論小組」。該小組的基本觀點包括:邏輯學作為經驗主義學說(是與一系列的抽象的、非歷史的標準模式相對應的), 思維則是作為歷史的發展活動和進程(與存在於現成知識模式的思維不同),方法論的邏輯結構是作為一系列的思想和方法論、包括非遺傳學分析的方法的基礎,賦 與研究模式以具體職能都源自於邏輯學。

  自1955 至 1976年,季諾維耶夫在蘇聯科學院哲學研究所(Институт  философии АН СССР)擔任高級研究員( старший научный сотрудник )職務。

  1956 年,「莫斯科方法論小組」解散,主要原因是小組成員(主要是在季諾維耶夫和謝德羅維茨基之間)在理解學術研究和現實批判的關係上發生了嚴重的分歧。季諾維 耶夫這個時期和後來的學術著作中已經表現出越來越多的對現實問題(包括社會和政治問題)的關注和批評,季諾維耶夫後來曾表示:「蘇聯人給予蘇聯社會的嚴厲 批評是蘇維埃社會的自然現象。我們是建設新社會中革新者。我們應該成為這個社會所理解的革新者,即對其嚴厲批評方面的革新者。不是自吹自擂,而是自我批評 是我們確立在世界歷史中的基礎」。4而謝德羅維茨基則認為:「我在關涉到人民生活的傳統和文化時, 清楚地賦與政治和社會──階級關係以次要的作用。我不是從政治或者社會──政治關係的角度,而是首先從文化的傳統形式的毀滅和破壞的角度來理解一切巨大的 社會的和社會文化的實驗的最初時期……我視自己著作的意義在於能夠促成知識份子復興(восстановление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и)。並且對於我來說,其他的、包括社會──政治生活的變化和矛盾在任何時候都不能讓我感興趣,並且我在任何時候都不應該直接參 與其中。做為哲學家、社會思想家、邏輯學家和方法論者,我的著作的使命和意義僅僅在於發展思維的手段、方法、方式和形式。我的生活和工作應該是尋找能夠實 現這個使命的人,以及為其生活和發展創造條件」5

  1960 年,季諾維耶夫以《多值邏輯的哲學問題》( Философские проблемы многозначной логики)的長篇著述通過蘇聯最高級別學位──科學博士論文答辯。當年他順利獲得教授頭銜,並於1963-1969 年擔任莫斯科大學哲學系邏輯學教研室主任。 1965-1976 年是蘇聯著名學術雜誌《哲學問題》( Вопросыфилософии )的編輯部成員。他還曾是芬蘭科學院(Финской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院士。在此期間,他的主要著作還有《命題邏輯和推論理論》(Логика высказываний и теория вывода) (1962) 、《科學知識的科學理論基礎》( Основынаучной теории научных знаний )(1967) 、《綜合邏輯》( Комплексная логика )(1970) 、《科學邏輯》( Логика науки ) (1972) 、《邏輯物理》( Логическая физика )(1972) 等。其中 5本書被翻譯成英文和德文介紹到西方。

  1976 年是季諾維耶夫人生命運的轉捩點。這一年他在瑞士洛桑的「拉格第霍蒙」(L’age d’homme )出版社出版了他寫於 1974 年的第一部長篇小說《黑魅魅的高空》(Зияющие высоты ),對蘇維埃體制和蘇聯社會生活提出了批評和嘲諷,被蘇聯政府視為公開反對蘇維埃政權的舉動。很快,他因「不稱職和與稱號不配」的名義被取消了高級研究 員、哲學博士稱號和教授職務,並且被莫斯科大學和蘇聯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免去公職。1977 年,季諾維耶夫被蘇聯共產黨開除。

  1978 年,季諾維耶夫離開蘇聯,隨即被剝奪蘇聯公民身份。之後他長期居住在德國慕尼克,以客座教授的身份在德國等西方國家從事研究工作。他被西方學術界看成是關 於蘇聯問題的最重要的學者之一,他的文章、著作和採訪以不同文種發表在國外媒體以及蘇聯持不同政見者的報刊上。但是他本人沒有直接參加任何持不同政見者組 織,並且在學術觀點和政治態度上也與其他的持不同政見者多有分歧。特別是在對待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觀念上,他堅持追求「真實的共產主 義」(реальный коммунизм),批判斯大林式和當時蘇聯實行的「假的共產主義」(подложный коммунизм),並且在 1980 年寫成《真實性的共產主義》(Коммунизм как реальность)一書。在此期間,他出版的政論作品還有《沒有幻想》(Без иллюзий )( 1979)、《我們和西方》( Мы и Запад ) (1981)、《自由、平等和互助都不存在》( Ни свободы, ни равенства, ни братства) (1983) 等。他還發表了一系列的長篇和中篇小說,如《光明的未來》( Светлое будущее ) (1978) 、《天堂門外》( В преддверии рая ) (1979) 、《黃房子》( Желтый дом )(1980) 、《單性的蘇聯佬們》( Гомо советикус ) (1982) 、《斯大林:我們的激情少年時光:社會學小說》( Сталин : Нашей юности полет: Социологическая повесть ) (1983)、《戰爭夥伴》( Пара беллум ) (1984)、《去耶酥蒙難地》( Иди на Голгофу ) (1985)、《活著》( Живи ) (1989) 等。這些作品分析了蘇聯停滯社會主義的現實,探討了蘇聯與西方的關係。其中《活著》獲得了1992 年的義大利國家文學獎( националь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премия Италии )。他還獲得過位列法國五大文學獎的「美第奇獎」( премия Медичи )。他的一些作品通過蘇聯地下出版社( самиздат )的管道介紹到蘇聯國內,並產生一定影響。

  1990 年,根據蘇聯總統戈巴契夫的命令,蘇聯政府恢復了季諾維耶夫的蘇聯公民身份,科學機構也恢復了季諾維耶夫所有的學術稱號。1999 年,他在闊別祖國十一年後,終於重返俄羅斯,定居莫斯科。他在俄羅斯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和莫斯科大學哲學系從事教學和研究工作,出席各種媒體活動,研究俄羅 斯和西方關係、俄羅斯對內和對外政策以及社會結構問題。季諾維耶夫因其獨特的政治立場、不屈服的知識份子精神和建議性的批判意識而被媒體稱為「當代的薩爾 蒂科夫──謝德林」(М. Е. Салтыков-Щедрин, 1826-1889),將他在社會理論領域的貢獻與提出著名的「帕金森定律」(Parkinson’ s Law)的英國歷史學家帕金森( Cyril Northcote Parkinson )相提並論。6

三 社會學小說:社會解剖、政治審視和道德批判的鏡子

  誕生於二十世紀30 年代中期的蘇維埃體制,自初即表現了與西方體制相異的結構形態以及其勃勃生機。在1929 年席捲歐美的經濟大危機、以及隨之而來的經濟大蕭條的重擊下,西方體制和價值觀念似乎已經變得不堪一擊了。於是,法國大文毫羅曼‧羅蘭(Romain  Rolland)宣布:「對歐洲再也不抱任何希望……整個歐洲就是一所瘋人院」,他直言「永別了歐洲!……你在墳場中走著,步履維艱。這裏就是你的歸 宿,躺下吧!……讓別人領導世界!」他於1936 年這個蘇聯史上的特殊時間來到蘇聯訪問,儘管他也聽到一些不和諧的聲音,看到一些不解的現象,但是他仍然堅信:「我自己……毫不猶豫地站在蘇聯的一邊。她 是代表著新的勞動世界的唯一堡壘,即使蘇聯不代表我們的共同理想,她的公敵卻是我們的死敵」。7而 他的法國同胞、同樣是諾貝爾文學獎和著名作家榮譽加身的安德列‧紀德(André Gide ),也在同樣的時間造訪蘇聯,並且感慨萬千,寫下了「蘇聯對我們曾經意味著甚麼?不止是一個遴選的祖國,還是一個榜樣,一個嚮導。我們所夢想的幾乎不敢期 望的,但始終致力的卻在那裏發生了……我們在心中和頭腦裏毅然決定將文化的前途繫於蘇聯的光輝命運」8。 但是,同樣的「不和諧聲音」和「不解現象」卻對他產生了影響力,使得他在訪蘇日記中寫下了這樣的詞句:蘇聯是「生了蟲的蘋果」9。他想告訴世人:生了蟲的紅蘋果表面上看依舊使人垂涎欲滴,紅色光芒的背後隱現出的陰影是那麼的不和諧。

  此時的季諾維耶夫年僅十七、八歲,他在當時對蘇維埃體制(斯大林模式)的理性認識未必有安德列‧紀德 那樣的深刻,但感性認識已使他走上反對斯大林的道路,並因參與反對斯大林的秘密活動而被捕。但與前兩位先於季諾維耶地出道並聞名於世的世界級文學大師的類 比,至少可以覺察季諾維耶夫政治思想的成長歷程。

  毫無疑問,季諾維耶夫在50 年代末 60年代初已成為蘇聯學術界和國際哲學界頂級的哲學家,但是儘管在當時的他的學術著作中以及他所擔綱「莫斯科方法論小組」的學術活動中,關注社會、乃至批 評現實的學風已經形成,但他的社會批判思想和政治態度被高深、嚴謹的學術思想所包裹,實在是「藏於深山」無人識之。季諾維耶夫走出書齋,成為社會焦點人 物,以及其社會批判思想為大眾所識,則是在他的第一部「社會學小說」《黑魅魅的高空》在國外出版而導致命運轉折之後。此後,他的主要精力全部放在通過文學 作品和政論著述批判蘇維埃體制、質疑西方體制、批判戈巴契夫改革和反思共產主義理想與道路之上了。

  「社會學小說」(социологический роман)是季諾維耶夫對 19 世紀俄國批判現實主義作家、如陀斯妥耶夫斯基(Ф.М.Достаевский,1821-1881)、果戈理( Н.В.Гоголь,1809-1852 )和車爾尼雪夫斯基( Н.Г.Чернышевский,1828-1889 )等人文學創作風格的繼承和發展。季諾維耶夫認為「社會學小說」是一種文學和學術結合的新體裁,學術觀點、結論、概念可以通過文學形式得以體現,而典型的 文學形象也可以通過學術方式得以展現和深化。閱讀季諾維耶夫的作品,使人感覺像「馬塞克」一樣的陳設。作品中充滿了政治笑話、代表不同專業和社會地位人物 的對話、生活中的偶然小事、無休止的爭論,還有各式詩歌和諷刺民謠。季諾維耶夫認為,既然他寫作的目的不是為了文學本身,而是對社會現象進行「社會學分 析」,主要目的是為了完全展示主人公的內心感受和精神世界,因此就無須在名字、外表等無關緊要的細節上著過多筆墨。於是,作品主人公往往沒有姓名和外表描 寫。他們直接被稱為「誹謗者」(Клеветник )、「思想家」( Мыслитель )、「社會學家」(Социолог )、「精神分裂者」( Шизофреник )、「西歐主義派」(Западник )、「饒舌者」( Болтун )、「愛國者」(Патриот )、「惶惶不可終日者」( Паникер )、「笨伯」( Мазила)、「經理」( Директор )和「上司」( Хозяин)等。讀者就需要努力地猜想作品中隱晦的對話和理解具體的情節。

  季諾維耶夫作品批評的物件是斯大林模式和勃列日涅夫執政時期──「發達社會主義」(развитий социализм)時期,蘇聯社會的形形色色,特別是他所熟悉的蘇聯知識份子形象。他在第一部「社會學小說」《黑魅魅的高空》中展現了伊巴斯克城 (Ибанск )居民的真實生活──蘇聯之謎的背面。 2005 年10 月 5日至 2006 年1 月 25日,季諾維耶夫以《來自伊巴斯克新聞》的大標題發表了《甚麼是伊巴斯克城》(Что такой Ибанск )、《伊巴斯克城的復興》( Возрождение Ибанска )、《伊巴斯克事件》( Ибанские события )、《復興日》(День Возрождения )、《歡慶的工作日》( Праздничные будни )、《伊巴斯克城的務實生活》(Деловая жизнь Ибанска)、《大改革》( Великие преобразования )、《伊巴斯克之謎》( Ибанская загадка )、《伊巴斯克人》(Ибанский народ )、《特別事件》( Чрезвычайное событие )、《伊巴斯克公民社會》(Ибанское Гражданское общество)、《鏡子法則》( Закон зеркальности )等短文。他解釋「伊巴斯克」名稱來源於俄國最常見的人名和地名「伊萬」(Иван ),但是他改動了一個字母,就變成了「伊巴」( Ибан ),最後變成了俄語常見地名「伊巴斯克」(Ибанск )。從表面上看,伊巴斯克是一個居民點,但實質是「隨處和到處都存在的,是任何時期和永遠都存在的」(Ибанск существует везде и нигде, существуетвсегда и никогда )的一種社會現象,因為「伊巴斯克」是一個「封閉的世界」(свиптальный мир ),它有著與「經驗主義世界」不同的法律和生活規則。甚麼是「伊巴斯克人」(Ибанский народ 或 ибанцы)呢?他的解釋他們是「對於任何社會實驗都適用的理想的人的材料」(идеальный человеческий материал, пригодныйдля любых социальных экспериментов) 。10在這樣一個由「經驗主義世界」的人們想出來的特殊世界裏,「伊巴斯克人」進 行著簡短的對話,靠別人幫助來他們所信奉的理解「伊巴斯克主義」(ибанизм )。但是他們每一次都是對形勢的荒謬判斷,都將走進死胡同和邏輯騙局,他們所做的一切都是白費力氣。這本書實際上暗示了二十世紀70 年代蘇聯停滯的社會主義的現實和危機。這部作品為季諾維耶夫帶來了政治上的厄運,他本人不僅受到了政府的迫害,而且遭到了社會和學術界的普遍譴責,季諾維 耶夫在一夜間變成了「妄圖顛覆蘇聯分子」。但是,季諾維耶夫在1999 年後返回俄羅斯後的一次談話中特別強調:「我在寫《黑魅魅的高空》時,並不主張摧毀這個國家和社會,我相信這個社會制度是穩固的」11

  在《天堂門外》和《黃房子》裏,季諾維耶夫繼續談及蘇聯式社會主義停滯不前的主題。《黃房子》展示了蘇聯知識份子──哲學家和思想家們的多彩生活。他 筆下的知識份子是以若干年來蘇聯哲學家人群的真實形象為作品的典型形象的。這些人中大部分人未必在共產主義理論研究領域做出有價值的貢獻,但極其擅長對資 產階級思想流派的論戰;一小部分人主張給現存蘇維埃體制以原則性的批評,還有一些人,如小說主人公梅托達羅格(Методолог ,方法論者)試圖建立沒有意識形態影響的人文知識觀念。梅托達羅格是季諾維耶夫著意創作的一個典型形象,據說原形即是蘇聯著名的哲學家、「莫斯科方法論小 組」創始人之一謝德羅維茨基。

  《單性的蘇聯佬們》12論及生活在西方的蘇聯 人的主題。在書中,季諾維耶夫給出了特定的蘇聯人(советский человек )──「單性體們」( гомососа )的形象。季諾維耶夫對此的解釋是:「單性體們已經習慣生活在相對惡劣的條件下,他們準備接受困難,經常等待著壓迫他們的壞政權。單性體們是適應了一定的 社會條件的產物」13 。在斯大林模式下生活長期形成的劣根性──「社會反應」( общественные инстинкты )在蘇聯僑民身上表現出特別的生命力:政治背叛成風,前共青團員、無神論者來到西方輕易地就變成了東正教信徒;陰謀行為;嫉妒心和爭權奪利,這些從逃離蘇 聯時帶來的習慣,在完全不同的社會條件下仍然揮之不去。季諾維耶夫認為,既然外部條件的變化不能改變最初的「社會反應」,那麼只有尋找到新價值觀和理解真 理的新方法時才有可能發生真正的改變。《戰爭夥伴》14集中展現了克格勃 (КГБ) 和軍事情報局( спецслужбы)這兩個蘇聯情報機關的大小官員們的日常生活,玩弄陰謀、間諜活動、暗殺持不同政見者和相互指責構成了兩者的日常生活以及毫無意義工 作目的。兩大機關彼此間長期處於的緊張關係狀態,每天都在討論和思考一個問題:即當敵國入侵和蘇聯先發治人時,「哪一方最先按按鈕?」在中篇小說《走向耶 穌蒙難地》中,季諾維耶夫提出了教育問題。他認為為了適應現代社會的要求和職能,表面的知識已經是足夠的了,但是如果教育的目的是為了追求真理的話,教育 的任務則完全不同。

四  重返祖國、精神回歸與深層反思

  1999 年,季諾維耶夫終於返回祖國。但是身體上的回歸並沒有帶來精神上的喜悅,已趨穩定的工作和生活狀態並沒有使季諾維耶夫放棄批評的武器和不調和的自由主義立 場,因為季諾維耶夫無法「與現實和解」(компромисс  с реальностей )。

  季諾維耶夫從一開始就對80 年代中期開始的蘇聯改革持全面否定態度。他認為蘇聯在 80 年代中期遇到的危機,是共產主義管理體制的危機,它需要以共產主義社會所允許的、特別的和專門的方式。而戈巴契夫改革所採用的原則上是借自於另一種的西方 體制的方法,即市場改革和自由化不適應並且將造成蘇聯制度和整個國家的災難。因此他從一開始就稱以戈巴契夫改革是「災難改革」(катастройка ,這又是季諾維耶夫自造的詞,即「災難」( катастрофа )與「改革」( перестройка)的合成詞)。季諾維耶夫為了證明自己的觀點,開始研究西方的社會體制。他對西方社會體制的批判和結論反映在1982 年出版的隨筆《西方:西方主義現象》( Запад – феномен западнизма ) 15和 1997 年出版的長篇小說《全球人蟻群》(Глобальный человейник)中。 16他宣布:「西方生活的高水準所包含的罪惡不少於在俄國(蘇聯)生活的低水準的 罪惡」(высокий уровень жизни на Западе содержит всебе не меньше зла, чем низкий уровень в России !)。他認為西方在搞垮東方的共產主義後,「竊取了俄羅斯共產主義的全部巨大的社會經驗以及俄羅斯對人類社會進化所作的巨大的創造性貢獻」,現在西方的社 會制度「既包含資本主義和民主的成分,同時也吸收了共產主義的成分」。他寫下了《戈巴契夫主義》(Горбачевизм ) (1988)、《災難改革》( Катастройка ) (1988)、《混亂》( Смута ) (1994)、《俄羅斯實驗》( Русский эксперимент ) (1994)、《後共產主義的俄羅斯》( Пост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ая Россия ) (1996) 。

  對於全球化(глобализация ),季諾維耶夫持激烈批評態度。他認為:「『全球社會』的思想本身是西方的思想,而不是全世界的思想。提出倡議並推動人類進行這樣的聯合的是西方,作為其 基礎的不是世界上各個國家和各族人民實現聯合的願望(這樣的願望很少表現出來),而是西方的某些勢力想在世界上佔據統治地位以及根據自己的私利、絕不是為 了某種抽象人類利益把全人類組織起來的意圖。世界經濟首先是西方跨國公司對全球的佔領,這首先符合這些公司的利益,而對地球上其他民族沒有好處。非商業性 國際組織絕大多數是西方勢力控制的西方組織,並且在某種程度上受這些勢力的扶植和利用。世界資訊網是西方國家、首先是美國建立的網路,美國的公司和政府對 全球通信實行控制。西方媒體在世界上占統治地位,世界文化首先是全球各族人民的文化的美國化。總而言之,『全球社會』的思想只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的一 種在意識形態上經過偽裝的方針,旨在征服全球和建立對其他所有人的統治」,「全球社會往往被理解為全人類聯合成為類似通常的社會(它們常常被稱為民族國 家)的統一整體,它具有統一的世界性政府和當代國家的機構,只不過它們具有全世界的規模罷了。這種理解與其說是理論上的胡鬧,不如說是按照特定的思想故意 製造的、與現實毫無關係的謊言」。在西方社會內部出現了「擁護和反對全球化的兩部分,不應對西方國家之間、主要是美國與西歐之間的矛盾視而不見」17 。他宣布全球化的今天和明天是「比不久前埋葬的制度要殘酷無情得多的極權主義制度」18

  在指出西方體制、西方模式與蘇聯改革的不適應性和災難性之後,季諾維耶夫開始關注共產主義體制獨一無二的潛力,他開始了政治理想的回歸,他矚目於他曾 經批判的社會主義體制和質疑的共產主義理想。季諾維耶夫認為西方道路對俄羅斯毫無意義,如夜半臨池淵,盲人騎瞎馬一般,他宣布:「俄羅斯只有在恢復蘇維埃 政權的情況下才能真正復興」19

  針對美國學者弗蘭西斯‧ 福山的「歷史終結論」、布熱津斯基的「共產主義大潰敗論」,季諾維耶夫作出自己的回答和預測:「西方類型的全球化正在歡慶共產主義的失敗。但是歷史尚未作 出定論。有許多人說『不』,他們還可以對那些為了私利專橫地搞人類全球化的人的意圖和行動行使否決權……西方無法永久繁榮,它已經進入了危機狀態,有理由 認為西方進入的時代是後民主時代(пост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ая эпоха),而不僅僅是後共產主義時代( пост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ая эпоха )……共產主義中國還存在並正在日益強大起來。全球超級社會想要像搞垮蘇聯和俄羅斯那樣搞垮中國,可不是那麼簡單。隨著共產主義失敗而出現的歡樂情緒已經 消失。人們開始懂得,強加給他們的道路對俄羅斯及其絕大多數居民來說是一條毀滅的道路」20 。他認為,擁有高度的人文價值的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在嚴酷的蘇聯現實生活中並沒有得到充分的體現。他試圖揭露甚麼樣的「庸俗化生 活」(банальности жизни )阻礙這種理想意識形態和價值觀的實現。他認為蘇聯制度對俄羅斯來說是「最理想的制度」,蘇聯時期是俄羅斯歷史上最強盛和偉大的時期。而現在西方強加給俄 羅斯的甚至不是「現代意義上的資本化」,而是「殖民制度」21

   2002 年,季諾維耶夫出版了《 俄國的悲劇:烏托邦的幻滅:蘇維埃價值體系的崩潰;西方主義的顯見特點;朝三暮者們;新烏托邦;老年人和青年人;我們向何處去?》(Русская трагедия : Гибельутопии :Крах советской системы ценность; Зримые черты западникизм ; Эволюциякоммунизма ;Перевертыши ; Новаяутопия ;Старики и молодежь; куда мы идем ?)22

  2003 年 3 月 5 日是斯大林逝世 50 周年紀念日,《蘇維埃俄羅斯報》(Советская Россия )特邀曾經是蘇維埃體制和斯大林模式的最激烈批評者的季諾維耶夫著文。季諾維耶夫在《世紀的名字:紀念斯大林逝世50 周年》( Имявека.к 50-летию Сталина )中宣布:「蘇共20 大( 1956年)以後,人們普遍認為,斯大林時期是一個殘暴時期,斯大林本人集人類歷史上一切施暴政者之大成。直到今天,人們也還僅能接受對斯大林主義禍根和 斯大林缺陷的揭露,認為這才是堅持真理。如果有人想對這一時期和斯大林個人作一客觀評價,就會被扣上為斯大林主義辯護的帽子。儘管如此,我還是要斗膽說一 點離經叛道的話,不去走常人揭發批判的路。這不是為斯大林和斯大林主義辯護,而是客觀地認識斯大林和斯大林主義」。他認為自己有資格做這個決斷,因為他 「從青年時期起就被認定為一個反斯大林主義者」,是「蓄意謀殺斯大林的恐怖主義小組的成員」,並因此而遭逮捕。但在此文中,季諾維耶夫卻基本肯定了大清 洗,認為:「斯大林的大規模清洗制度是新社會為對付日益增長的各種犯罪現象的流行而發展起來的一種自我保護體系。這種體系逐漸變成一種新社會經常起作用的 因素,是新社會進行自我保護的必要手段」。對於西方社會和學術界流行的觀點──斯大林與希特勒同源同質的說法,季諾維耶夫做出批評。他強調兩者存在著本質 上的區別,「納粹主義(和法西斯主義)是西方資本主義社會制度框架內的政治和意識形態領域的現象。斯大林主義則是建立在社會制度基礎上的一場社會革命和共 產主義社會制度進化過程中的初級階段,而不僅是政治和意識形態領域的現象」。他肯定斯大林在衛國戰爭勝利中不可或缺的領導作用,反對「有人竭盡一切能事來 偽造歷史,抹煞斯大林和斯大林主義所建立的這一歷史功績。我本人也很慚愧,應該承認,當我還是一個反斯大林主義者時,我對斯大林同樣採取了這種態度」。他 認為必須「以科學的態度來對待蘇聯社會包括斯大林時代的道路……沒有列寧,就不會有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而沒有斯大林,也就不會出現歷史上第一個大規模的 共產主義社會。總有一天,人類為了自身生存終歸會重新求助於共產主義,把它看作擺脫滅亡的惟一道路。二十世紀將被稱為列寧和斯大林世紀」23

  顯然,季諾維耶夫的思想回歸不能看成是「心血來潮」或「幼稚之見」。以他豐厚的學術修養、顛簸的個人經歷、不妥協的政治立場和睿智清純的精神世界,他 有資格譏笑一切政治淺見和騎牆作風。季諾維也夫的思想回歸,包括對蘇維埃體制和對斯大林本人的些許讚揚,並不等於他對前兩者的無原則的充分肯定,更不代表 他渴望回到那個時代,只代表他對前兩者代表(儘管是變形式地代表了)的社會制度和政治理想的反思和回歸。因為殘酷的現實給了他以巨大推動力,促使他從人類 歷史和俄國歷史中尋找新的思想資源。季諾維耶夫在去世前一天,曾經對記者感歎:「我是俄羅斯人,並且非常敏感地經歷經歷了俄羅斯所發生的一切事情。我似乎 非常願意給我的國家的未來以樂觀的預測。但是遺憾的是,我做為學者無法這樣做」(Я русский человек и все происходящее с Россиейпереживаю очень болезненно. Был бы рад дать более оптимистичный прогноз будущегомоей страны. Но как ученый сделать этого я, к сожалению, не могу)。 24

  筆者認為,季諾維耶夫一生蔑視一切政治權威和世態庸習,但極其敬畏人類真理和思想自由,他的思想回歸 實際上是他在對俄羅斯現實、當代國際趨勢極度失望後的深層的、痛苦的反思,是他重新尋找自己的「政治理想國」的開始。25

  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回顧大師的思想歷程,回味大師最後的話,對於後來者或許是最直接的教益,這不論 之於俄羅斯人,還是之於中國人。

附錄一

   2006 年 5 月 9 日,也即季諾維耶夫去世的前一天,記者對他做了最後一次採訪,發生對話錄發表在《時事》(Хроника )(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2006-05-19 ),標題是:「最後之言:我曾經是暗殺小組的一員」( Последные слова : Ябыл  членом террористической  группы )。

  ──您在西方生活了差不多20 年,並且作為學者研究過它。現代資本主義世界特別是對於俄羅斯來說反映出哪些新的現象呢?

  ──在俄羅斯,西方世界至今被稱為資本主義的國家,但很久以來在西方就沒有那種我們已經說的很多的資 本主義和市場。我在自己的著作中將蘇聯對經濟生活的控制性(контролируемость )水準與西德和美國做過比較。可以說,在西方,至今被我國的自由主義嘲笑的控制性和計劃性(плановость )要比蘇聯高許多倍。

  ──亞歷山大‧亞歷山大羅維奇,現在所有人都聲明愛人民,不論是政治家、杜馬還是總統。但是俄羅斯人卻每年成百萬地減少。那麼現在導致人口減少的最根 本的災難在哪里?

  ──世界上正在進行著美國化(Американизация )、全球化( Глобализация )和歐洲化(Европеизация ),但是如果說:這就是災難,或者災難就在這裏,等等,這是毫無意義的。您沒有指出這種災難。不可能向可憐的人們或者任何一個國家的總統指出這種災難。

  ──現在西方世界把我國納入了自己的共同體。但是,儘管如此,俄羅斯的狀態仍然是不穩定的。人們要求 我們重新審視自己的歷史……

  ──在蘇聯時代所責難的那些現象,現在在西方非常多。但是,它們沒有自相矛盾,現在也沒有與它們的政 治體制產生矛盾。現在在俄羅斯已經沒有了「古拉格」(ГУЛАГ ),然而蹲監獄的人卻比蘇聯時代還要多。並且每年死難的人以百萬計。

  ──並且對「古拉格」仍然沒有人辯護。

  ──而誰能為「古拉格」辯護呢?請告訴我在俄羅斯能為它辯護的人是誰?我任何時代都不是官方思想體系 下的共產主義者和馬克思主義者。並且,我研究過蘇維埃體制和西方世界,我得出了結論,十月革命後在我國發生的某些事是史無前例的。發展自己特有的上層文明 (сверхцивилизация )的不可重複的歷史機遇擺在俄羅斯人面前。如果偉大的改革能被社會所有的人自願地接受的話,似乎是不足為怪的。發生了嚴酷的鬥爭。並且在「古拉格」從此後 再沒有無罪的人受難。我在1939 年被逮捕了,因為我是暗殺小組的成員,我們準備暗殺斯大林。可是給了我們甚麼,給我們勳章嗎?可以說那樣的人很多。但是這不能決定國家的生活,以及蘇維埃 人的正面創造性。看一看吧,在數量上西方有多少人?「金十億」(Золотой миллиард ) (指西方最發達國家──筆者注 ) 。在蘇聯到自己解體前有2 億 6千萬人,但是因此他們創造了世界上最好的航空事業,首先邁入太空。並且在戰爭結束後的經濟崩潰年代裏成功地戰勝了貧困。我曾在美國工作過,並且在那裏親 眼見過在蘇聯已經被考慮忘記了的貧困。雷根總統當政時承認,在美國有3400 萬人處於貧困狀態。

  ──現在西方的思想家稱蘇聯人是「紅色傻瓜蛋們」(Красные дурачки ),因為他們拚命工作卻拿很少的錢。

  ──俄羅斯人自身給了那些對他們的侮辱以回答。他們不去反駁這種污蔑。蘇聯創造了優秀的人。的確,他們得到的錢是不多的。現在那種炫耀自己收入的人, 是不能完成他們的前輩所做出的偉大事業的。

  ──現在俄羅斯生活基礎之上的不是尋找平等(Равенство )和正義( Справедливость )的思想,而是自由(Свобода )的思想。過去從文化活動家那裏聽到過,當然在現代生活中有不少不好的東西,如生命夭折、貧困等等。但是公民卻可以表達自己的想法,而不必害怕懲罰了。

  ──他們說了些甚麼啊?他們開始寫講述長久期待的新鮮思想的天才的書籍嗎?電影是自由的,但萎靡不 振;文學作品是新的,仍然是萎靡不振。人們被置於命運的無常之中。在這裏,「自由」只是一句空話。

  ──知識份子沒有自由就無法生活……

  ──您把甚麼人看成是知識份子?是那些寫驚險小說,寫色情讀物,寫各種胡言話語的人嗎?他們現在變得 越來越好,而真正的作家卻在社會中沒有位置。如果我不得不再一次降生的話,我就選擇蘇維埃時期。好讓我知道,為甚麼囚禁我。我們實際上是按照現時方式感受 自由。是引入那樣的自由概念的時候了,即個人自由的水準、人在工作單位內部和外部的自由。我在美國時曾經說過,蘇維埃社會是下層(внизу )最民主的社會,即在工作集體中,但不是上層( наверху )民主的社會。西方社會恰好相反,上層對待權力上是民主社會,而下層,即工作單位中卻是專橫的社會( Диктаторское общество )。而且我的反對者──美國學者也同意我的觀點。他說生活在美國70 多年,但未曾聽說工人在工作單位中批評自己的老闆。同時他也未曾聽說誰沒有罵過總統。而在蘇聯試一試,罵一罵蘇共中央總書記,但是在工作單位所有人都罵過 無論是經理,還是直接的領導,而這是很正常的事。蘇維埃社會是基層最民主的社會,同時又是上層不民主的社會。

  ──您怎麼看,共產主義發揮了自己的作用,並且已經從歷史舞臺退了下來的觀點。人類社會中的社會主義 思想從柏拉圖(Платон )時代就已經聞名於世了。所有人都談到這種思想在世界上的崩潰。

  ──事實上,這種思想是從19 世紀中期來到俄國的,並且它現在正經歷著崩潰。但是我考慮,人類還需要為爭取它在人類進化的共產主義路線中正面成就而努力,而這種成就在蘇聯時代是可以看 得見的。現在在俄羅斯還有為數不少的人,敢於去冒險和犧牲,但是現時所有這些資源似乎都沒有被利用起來。

  ──您準備對人們提出些甚麼建議呢?需要特別注意些甚麼和特別強調些甚麼呢?

  ──要說給點建議的話,這不是我的職業。我最好在甚麼時候都不提出建議,既然我是分析家和研究者。在 現在形勢下在這方面向饒舌者提出建議,簡直就是神經不正常。我曾經建議並且還將建議的只有一句話──科學地理解現實,並且分析它。教會人們理解和分析現 實,這是重要的任務。我的建議只有一個:思考!思考!再思考!(Я советую одно: думайте, думайте, думайте!)我是俄羅斯人,並且非常敏感地經歷經歷了俄羅斯所發生的一切事情。我似乎非常願意給我的國家的未來以樂觀的預測。但是遺憾的是,我做為 學者無法這樣做。」

附錄二

     2006 年 5 月 15 日在莫斯科大學舉行的民事祭禱儀式上由著名哲學家德米特裏‧萊烏特所致悼詞(некролог )。來源於: http://club.fom.ru/entry.html?entry=2662

  莫斯科方法論小組奠基者、國際最著名的三位邏輯學家之一、社會學家、作家、數十本曾經是地下出版物而 現在得以公開出版著作的作者、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飛行員──亞歷山大‧季諾維耶夫在他84 歲時離開了人世。

  對於現在聚集在這裏的所有的人來說,他擁有無可比擬的天賦。對於他來說,在「思考機器」(машина для думания)、知識積累面前才思枯竭的問題永遠是不存在的。

  他在最後的幾次採訪都是以這樣一句話來結束談話的:「我當然也不願意,生命是那樣度過的。我想如此地 祝願讀者──確定生活的方向,無論甚麼樣的情況下都要堅持這個方向。無論甚麼情況下」。

  這句話是他留給生者的遺言。

  季諾維耶夫若干年前從迫不得已的僑民生活中回到祖國,就象他簡單對記者說明的那樣,是「分擔自己人民 的命運」(разделить участь своего народа)。並且在這裏和那裏,很少有人聽他的話。在這裏,他批判蘇維埃,在那裏,他批判親西方主義。他在莫斯科大學倫理學教研室找到了位置。其實, 這就是提供了講課的的可能性。的確,沒有人準備把生命貢獻給邏輯學和方法論。他對學生的期待中事無巨細地做了這些事。無論如何。他留下了講課錄音。

  似乎謝德羅維茨基當時是最理解他的人,儘管謝德羅維茨基並不完全同意他的觀點。當時在謝德羅維茨基那 裏他曾對某人說:「……如果我明天將死去的話,你將做些甚麼?」儘管在他講這些話所針對的那個人那裏時間是存在。任何人都沒有從季諾維耶夫那裏得到真傳。 今天有多少人理解「從抽象的到具體的上升」(восхождение от абстрактного к конкретному)的意思,有多少人能夠理解「帕斯」(пас ),有多少人能夠運用已經創造出的現實的理解方法,有多少人能夠運用他的理解的技術儀器?可能性是有的,但卻卻遠遠不夠。

  只留下「黑魅魅的斷裂」 (Остался зияющий разрыв)。

  誰和甚麼時間來填補這個斷裂呢?(Кто и когда заполнит его?)

(Пас 是多意詞,有「傳遞」「傳球」「抽籤」「和局」等意,悼詞中所含意思應為「傳遞」,即學術和精神上的「薪火相傳」──筆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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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1

美國學者路易斯‧科塞( Lewis Coser )認為:俄國知識份子往往是「理念的守護者和意識形態的源頭,但是與中世紀的教士或近代的政治宣傳家和狂熱分子不同,他們還傾向於一種批判態度,對於他們的時代和環境所公認的觀念和假設,他們經常詳加審查」。(路易斯‧科塞(Lewis Coser )著,郭方等譯:《理念人──一項社會學的考察》(北京 : 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 ),頁 5。)
2     遺憾的是,中國各大報刊均未對此做報導和評論,只有網路上可見隻言片語,或語焉不詳,或言不由衷。
3     ЩедровицкийГ.П.Проблемы методологии системного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 Москва:” Знание “, 1964), 48.
4     Зиновьев А.А.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Гомо советикус.(Москва:”ЦП,2000 )Т.5.3-4.
5     ЩедровицкийГ.П.Я всегда былидеалистом… (Москва :” Путь”, 2001 ),283.
6     帕金森( Cyril Northcote Parkinson , 1909-1993)是英國歷史學家和作家,他通過長期研究英國的政治制度、工作制度和工作方法,寫成《帕金森定律》(Parkinson’s  Law)(英文版 1958 年,中文版1982 年),該書雖然描繪的是其抨擊對象主要是 50 年代的英國官僚政治,但官僚主義的普遍性使該書具有廣泛的世界意義,「帕金森定律」就成了官僚主義和官僚主義現象的代名詞。
7     錢林森編譯:《羅曼‧羅蘭自傳》(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2001 ),頁 293,頁 312 。
8     安德列‧紀德( André Gide )著,徐和瑾等譯:《紀德文集》(南京:譯林出版社,2001 ),頁 891-893。
9     安德列‧紀德( André Gide )著,鄭超麟譯:《從蘇聯歸來‧為我的〈從蘇聯歸來〉答客難》(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9 ),頁 23。
10     http://www.situation.ru/app/j_art_1112.htm
11     Книжноеобозрение (Москва : 1999-08-30 )。
12     「單性的蘇聯佬們」原文由「單性的」(Гомо ,該詞也有「雌雄同體」含意)和「蘇聯佬們」( советикус )(這是季諾維耶夫自造的一個合成詞,即「蘇聯人」( совет )+ 「塊」( кус))組成。
13     http://www.situation.ru/app/j_art_1112.htm
14     原文 Пара беллум 中 Пара意為夥伴, беллум 來自於拉丁文,意為戰爭。
15     獲得當年度社會學領域優秀著作「托爾維爾獎」(премия А.Токвиля ),這是俄羅斯學者第一次,也是至今唯一一次獲得此榮譽。
16     該書因對西方持嚴厲批判觀念,被已簽訂出版合同的西方出版社所拒絕,後在義大利出版。
17     1057;оветскаяРоссия (Москва : 1998-12-31 )
18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 (Москва : 1998.№ 3. ),205.
19     Правда. ( Москва 1999-10-8、 9 、11 )
20     同注17。
21     同上注。
22     該書中譯本由中國學者葛新生、侯艾君等人翻譯,易名為《俄羅斯共產主義的悲劇》(北京:新華出版社,2004 )。
23     ЗиновьевА. А. Имя века. к 50-летию Сталина/Советская Россия ( Москва: 2003-05-03 );中譯文見:劉淑春:《亞歷山大 ‧ 季諾維耶夫重新評價史達林》,載《世界社會主義研究動態》(北京:2003 年, 8/9期)
24     Хроника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2006-5-16)
25     進入 21 世紀,在俄羅斯持同樣觀點的學者不在少數,俄國學術界普遍開始了反思。曾為俄羅斯政府代總理,主持90 年代激進改革的著名經濟學家蓋達爾( Е.Т.Гайдар )和經濟學家馬烏( В.А.Мау)在《經濟問題》( Вопросы экономики (Москва : 2004.No. 5-6.) 上發表長篇論文《馬克思主義:科學理論與”世俗哲學”之間(自由主義辯護)》(Марксизм: между научной теорией и “светскойрелигией” (либеральная апология)) ,認為馬克思主義理論是最具有現實意義的歷史哲學理論、歷史分析的方法和經濟史理論,提出重新審視馬克思主義對經濟學的貢獻。蓋達爾等人認為:「進一步掌握馬克思主義方法能夠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現代發達國家和後共產主義的俄羅斯經濟中自由主義趨勢占上風的原因。可以用來研究現代社會現象,解釋世界之交自由主義大獲全勝的原因」。該論文一經發表,立刻引發了俄羅斯學術界關於馬克思主義的激烈討論,繼而延伸到對二十世紀90 年代激進改革的評價之上。來自「左」和「右」陣營的學者均對蓋達爾的觀點持激烈批評和否定態度。中國學術界注意到了俄羅斯學術界的這一動態,歷史學家吳恩遠教授在《俄羅斯重評史達林》( 《歷史研究》,北京: 2003 年第5 期 )中提出:「俄羅斯學者和民眾中湧現一股重新評價史達林的思潮」的重要觀點。經濟學家李新教授發表《俄羅斯理論界關於馬克思主義的論戰》(《社會科學報》,上海:2005 年 9月 8 日),詳細評述了蓋達爾的這篇文章引發的俄羅斯學術界的大討論。

張建華 1962年出生,歷史學博士,現為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和博士生導師,世界研究中心主任。1998-99 年為俄羅斯莫斯科大學高級訪問學者, 2001-2002 年為德國埃爾蘭根大學漢學系訪問教授, 2006年 5-10 月為俄羅斯聖彼德堡大學高級訪問學者。主要從事俄國思想文化史研究,近著有《路標為界:俄國知識份子思想史導論》(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 )、《俄國史》(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4 )、《紅色風暴之謎:破解從俄國到蘇聯的神話》(北京:中國城市出版社,2003 )、《俄國現代化道路研究》(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2002 )和《推倒紅牆:克里姆林宮最新檔案解密》(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 ) 等。在香港《二十一世紀》( 2004 年第5 期 /10月號)雜誌曾發表《激情與反思:斯圖盧威與三次俄國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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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世紀》(http://www.cuhk.edu.hk/ics/21c) 《二十一世紀》網絡版第五十三期 2006年8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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