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独的骑士—季诺维耶夫印象
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季诺维耶夫的姓氏对很多中国人来并不陌生，他首先使人们联想到的是“托-季联盟” 中的季诺维耶夫。事实上,他在西方也常常被人把他和那个化名为季诺维耶夫的人联系在一起，尽管他们并无任何瓜葛。国内有文章提到过他，记忆中只留下一个曾 经反对苏联体制如今又对俄国现行体制持批判态度的知识分子形象。最近这些年来，他在俄罗斯算得上相当活跃的人物，其特立独行世人皆知。他的名字常常出现在 一些主流报刊上，有时是作者，有时则是别人文章中的一个人证；他的身影也出现在电视上，有时是访谈，有时则是与政界人士辩论。2002年10月29日是季 诺维耶夫80岁诞辰，这一天或前后，《莫斯科晚报》、《苏维埃俄罗斯》等数家报刊发表了对他的专题访谈，传递出这样的信息：季诺维耶夫是当今俄国思想界不 容忽视的人物。
第一次见到季诺维耶夫是在2002年11月初莫斯科大学校长萨多乌尼契为他举办的80岁诞辰庆贺宴会上。是日，校 长办公室外的学术会议厅里，来自首都各高校和科学院的几十位学者济济一堂，数名记者穿梭其间。大家争相发言，追述当年同学、共事或师从时期的旧事，表达自 己对季诺维耶夫所取得的成就的肯定和祝贺。然而，我却在季诺维耶夫脸上看到一种与周围热情洋溢的氛围不协调的表情：是习以为常的淡然，也有置身事外的漠 然，这不能不引起我的好奇。宴会结束，要求签名的人陆续散去，我寻找机会与他交谈了几句。我发现，在给我的签名中，日期整整差了一个月。廉颇老矣？但是他 仍然激情洋溢，有时甚至相当绝对，一位采访的记者这样说：“他的一些论断常常令人恼火，你很难同意他，但与他争论是徒劳的，那将是自取其辱，季诺维耶夫会 向你提出逻辑上的、历史学的、政治学的以及只有上帝才知道哪里来的那些论据来。他擅长倾听，这正是他的说服力所在。而过半个小时，你就会吃惊地，甚至惊恐 地发现，不知不觉中，他的见解已经成为你的了。”
我开始听他在莫斯科大学哲学系讲授的“逻辑社会学”。听课者老中青三代一目了 然：除了选修这门课的本科生，其他都是莫斯科大学或其它院校的老师，其中不乏两鬓斑白的老同志,其中一位研究历史的退休女教师是提问和讨论最积极的分子。 而我，也许是来听课的第一个中国人。可以明显感觉到，他对我的好奇丝毫不亚于我对他的好奇：当然，他的好奇更多的是针对我身后的中国。和许多西方国家一 样，俄罗斯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很少，即使有，也多是负面信息。不是专门的研究人员，鲜有人能对中国有正确认识。对于普通民众，中国等同于“东方异国情调”。 但从改革开放以来逐渐正常化的各种民间交流，包括学术的或商业的交流中也传递出关于中国的正面信息，主要是改革的巨大成就。人们渴望了解真正的中国，对此 我深有体会，想来季诺维耶夫也不例外。上课中，他在评说俄国社会的某一现象时往往会向我提出这样的问题：“你们中国怎么样？” 当被问及有关中国现代化问题时，他这样回答我：“我对中国的情况很不了解，所以不能对它进行令人信服的评论。” 但在潜意识里，继续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不仅寄托了他对这一社会实践的深切关注，中国自力更生的发展成就也是他对社会主义理论本身的认识和他思考苏联体 制的崩溃和后苏联俄罗斯社会的混乱等原因的有力论据。因此，在课堂上他不止一次公开宣称：“我现在哪儿也不想去，除了中国。”
因 为这层师生关系，我们有了进一步的交往。课上课下，我们常常向对方提问，但因为他的时间和精力原因，每次交谈都言犹未尽，很多时候，我提出的问题他不能当 场作答，待下次上课时给我一份书面回答，有时则送给我一本他写的书，告诉我答案在某章某节。因此，我对他的了解更多的是从他写的文字中得来。与此同时，我 也从介绍他的生平、著作的文章和他的同事的议论中一点一点地释疑，他在生日宴会上的那一落寞表情便是他超乎寻常的、永不衰竭的激情的最恰当不过的注脚。
作为苏联的同龄人，季诺维耶夫的一生见证了苏联七十年历史：
一个油漆匠和农妇的儿子， 中学时代熟读马恩著作，由于知识和认识水平的局限，认为苏联当时的实际情况与马恩著作不符，而把一切归咎于斯大林个人。中学毕业后，他考入莫斯科哲学文学 史学院，与几个同学组成恐怖小组，打算在阅兵时行刺斯大林，计划破产，小组成员遭到逮捕，未成年的他被判处入监，由于押解人员的疏忽，他逃脱了。1940 年，在全国各地东躲西藏近一年后，最终被抓获。其时，苏联反击德国的卫国战争已经打响，他面临两个选择：上前线或蹲监狱。就这样，他成为一名红军战士，被 送往航空学校学习，上前线作战，获得空军上尉军衔。
1946年季诺维耶夫挂着战斗勋章归来，成功避开国家安全机关的视线，考进莫 斯科大学哲学系，1954年以探讨《资本论》逻辑理论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获得副博士学位。这篇在今天受到颇多赞誉的论文（2002年底，俄国科学院哲 学所原封不动地出版了该论文作为送给季诺维耶夫80岁生日的礼物，并在简介中给予了极高评价：“它意味着国内哲学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从意识形态化的经院 教条向专业的严谨和科学转化，提出了逻辑学和科学方法论领域的基本主题和问题”。），当年在莫斯科哲学界引起过相当的轰动。莫大校长在季诺维耶夫80诞辰 宴会上的发言称之为“当时国内社会思想的一个重大事件”，答辩会吸引了许多学生旁听，国家学术委员会数名代表亲临答辩现场，季诺维耶夫不得不答辩了三次才 获得通过。论文的大胆创新鼓励了更多的后来者，也引起了西方苏联哲学研究者的注意。这一注意在苏联引起的反作用公式如下：被西方研究者称赞的，苏联国内就 予以批判。季诺维耶夫正属于此列。
研究生毕业之后，他在莫斯科大学哲学系逻辑学教研室任教（1956-1976，其 中，1967-1970任逻辑学教研室主任，因拒绝开除有参与持不同政见运动嫌疑的同事而被解职），同时在科学院哲学所从事研究工作 （1955-1976）。除了哲学、逻辑学的教学科研活动外，季诺维耶夫的另一研究领域是社会学，同时开展文学创作，在上述各个方面他都取得了显著成就： 迄今为止，他出版了关于逻辑学和科学方法论著作14部，社会学论著14部，文学作品18部，还有发表在各种报刊上的无从统计的学术论文和杂文。学术的创 新、思想的敏锐和叛逆使季诺维耶夫在西方许多国家声名鹊起，他的著作和文章被迅速地译为多种欧洲文字。
季诺维耶夫的社会学研究与 逻辑学和科学方法论紧密结合，其文学作品则借助文学手段描述其社会学研究的成果：他所创立的新体裁——社会学长篇小说是他对俄国文学的重大贡献，既给他带 来了世界声誉，也造成了他个人生活的又一次重大转折：1976年他的第一部社会学长篇小说《破绽百出的高度》在瑞士问世(先是俄文版，随后发行法文版）， 他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被开除所有公职，失去一切学位和职称以及各种奖励和称号；而更为严重的后果是，他再次面临选择：移民或者入狱，他选择了前者，也 就失去了苏联国籍。1978年，季诺维耶夫举家迁往德国慕尼黑，一走就是20余年。
侨居德国期间，他在欧美许多大学授课讲学，受 邀到处演讲，同时，高强度地从事写作。这时，他可以自由出版自己的著作了，西方出版社纷至沓来，数十部作品被译成20多种文字在各国出版，一度成为畅销 书。1978-1999年，季诺维耶夫出版了30本书，主要是社会学和文学作品。这些作品为他带来了各种荣誉和奖项：他是芬兰、罗马和巴伐利亚科学院的院 士，法国和意大利多个城市的荣誉市民，“欧洲随笔奖”（1978）、“美第奇外国长篇小说奖”（1979）、“欧洲科幻小说奖”（1980）、“托克维尔 全球社会学研究奖”（1982，当年竞争对手是今天中国学者已经耳熟能详的波普尔）、“特维尔全球奖“（1992）等一系列奖项的获得者。1990年，苏 联恢复了他的国籍和相应的一切。1999年，季诺维耶夫携家返回俄罗斯，等待他的是繁忙的工作和社会活动：他如今是莫斯科大学和高尔基文学院的教授，科学 院哲学所和社会政治研究所的研究员，还主持莫斯科人文社会科学院研究中心的工作。他的头上闪耀着各种荣誉光环：俄国社会科学院、欧亚国家科学院、俄国语言 文字科学院都授予他院士称号。然而，他是寂寞的：有人怕他，有人厌恶他，更多的人敬畏他，但似乎没人能够理解他。
季诺维耶夫有一 个非常著名的生活公式：“我就是一个主权国家”。他常常抱怨人们对他这一公式的误解，他自己是这样解释的：“我的生活公式表达了一个共产主义社会的普通公 民在社会和集体高于个人的条件下争取和坚持个人自由与独立的意愿。” 他清楚地知道，在苏联时代，他这样的意愿不仅违背个别人的意志，而且逆历史潮流。但他在学术研究和社会思考中从未放弃这一公式，他力求挣脱学术政治化的影 响，从纯粹学术研究的角度解决学术问题，发表学术观点。从副博士论文开始，季诺维耶夫在逻辑学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大突破，形成一个独特的逻辑学学派，得到当 时颇具权威的芬兰逻辑学同行的认同，1974年被芬兰科学院授予院士称号；他的思想通过德国学生维塞尔在德国传播开来，产生了季诺维耶夫逻辑学派的柏林小 组，该小组在复合逻辑学领域占有重要地位。在社会学方面，他把苏联社会作为共产主义社会组织的一个经典模式来研究，确立了独特的研究方法——逻辑社会学方 法。正是用这一方法，他得出了苏联共产主义体制即将面临危机的结论（《破绽百出的高度》，写于1974年）。移民德国之后，随着苏联社会改革的展开，他预 言了任何极端的改革都会导致苏联的毁灭（《戈尔巴乔夫主义》，1988）。
他的预言最终实现了，苏联真的崩溃了，但他说：“这不 是我希望的。” 这个终生与苏联共产主义格格不入的批评者其实是个矛盾体，他自己不承认这一点，或者认为这一矛盾是合乎逻辑的：苏联的瓦解“不是我所希望的，这只是一个研 究者所观察到的”。也就是说，他只是作为一个具有敏锐观察力的研究者把自己所观察到的现象进行逻辑总结，最终形成文字而已。他不认为自己的文字传达出了反 苏联、反共产主义思想的倾向，相反，他说：“正如我以前所讲的，我降临并生活在其中的那一社会，不是我创造的，它是不以我的意志和愿望而赋予我的。因此， 我从未打算摧毁它。我视之为一个历史现实，一个既成事实。我既不是它的拥护者，也不是它的反对者。在西方，我不得不多次回答读者和听众的一个问题：我赞成 还是反对共产主义？我是共产主义者还是反共产主义者？我回答道：我既不赞成也不反对。… 我的回答是真诚而准确的。不能把人分成共产主义者和反共产主义者，共产主义的拥护者和反对者。还有很多人，这些现象对他们来说毫无差别，他们并不把自己归 属于这个或那个范围。并非对共产主义的任何批判都是反共产主义，也不是所有对共产主义的正面评价实质上就是对它的赞同。并非任何对苏联的批评都是反苏联， 正如不是所有赞扬都意味着赞同它本身。我对苏联社会的态度比上面提到的三种情况（赞成，反对，既不赞成也不反对）更复杂。我反对这个社会，但作为这个社会 的一员，我无意摧毁它，也无意给它造成损害。我批评共产主义，但不是从反共产主义的立场。” 他对苏联和共产主义思想的态度有时是非常明确的：“苏联时期是俄国历史的颠峰时期。” “共产主义思想是最高思想，没人能够废止它。生活会让很多人正面它。”
季诺维耶夫多次痛心疾首地感叹人们故意或因为理解能力的局 限而不能体会上述细微差别，因而塑造出一个虚假的季诺维耶夫形象，一个反苏、反共产主义的持不同政见者的形象。对此，他给我作了详细分析：“‘持不同政见 者’一词有着多重含义，首先它指的是那些对苏联现实持不同于官方提倡的观点的苏联人；其次，它指的是那些不仅排斥苏联意识形态，而且反对苏联社会体制即苏 联共产主义的苏联人，也就是反共产主义者。以前没有把他们区别开来，到现在还把他们混淆在一起。我批判地看待苏联现实，反对苏联意识形态的非科学性，我不 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和现实的苏联共产主义的拥护者，但我也没有成为反共产主义者。相反，我一直是共产主义社会体制的支持者，是理想主义的或浪漫主义的共产 主义者。当然，无论是第一类，还是第二类，持不同政见者的活动客观上对削弱苏联意识形态都起了重要作用。尽管我只追求科学地理解社会现实，作出了不同于马 克思主义（我认为它是不科学的，与当代现实不符）的结论，我的文章仍被视为敌视苏联现实。我个人对苏联现实和苏联意识形态的批判态度还在1939年就形成 了，由于不以我意志为转移的原因吻合了俄罗斯和西方的反共产主义思潮，但我过去不属于这一思潮，现在也不认同，而我的读者没有看到也不愿意看到这一点。” 他一再强调，“我想弄清楚所发生的一切，我想告诉同胞真相和我是如何理解它的”，如此而已。在一次私人谈话中，他曾收敛一贯的锋芒，一反常态地反省道： “我批判苏联社会的目的不是要搞垮它，我也没那个能力。但如果我早意识到会有这样的结果（指他的著作、文章所引起的反响实际上对苏联意识形态的瓦解有着推 波助澜的作用），我绝对不会那样做。”
季诺维耶夫一生都在批判，从斯大林、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叶利钦，无一不成为他的批判对 象。苏联时代，他批判苏联社会，身在国内，却与周围环境形同陌路，在俄语中有一个适用于他这样的人群的新词——“国内侨民”；移居西方，得以近距离地观察 西方社会，他同样对它的社会体制及其形同虚无却无处不在的意识形态进行批判分析。在他看来，西方社会并非它所宣传的那样自由而多元化，尽管它包含了自由、 民主等元素。这是一个以钱为首的集权主义社会，“资本主义”和“民主” 只是典型的意识形态的表述，它们具有多义性，不能用来概括西方社会的真实特征。而西方意识形态的扩张即全球范围的西化是一种新的殖民行动，全球化则是西方 按照自己的意愿重建世界秩序的新尝试，是一种新型的战争；后苏联俄罗斯时代，他回到祖国，批判的激情从未稍减。季诺维耶夫称现在的俄罗斯如同一只长角的兔 子，一个四不象的怪物，这是戈尔巴乔夫-叶利钦时代在反共产主义的改革旗帜下摧毁整个苏联社会根基的结果。不顾或不懂社会规律的大变革使俄罗斯沦为西方的 奴仆，一个原料供给地。对此，季诺维耶夫的锥心之痛溢于言表。
且不评说季诺维耶夫的论断准确与否，我们不能不遗憾地看到，他的批 判所预设的结果很多都变成了现实。更让人诧异的是他不知疲倦的斗志：无论处于何种环境，他都不能说服自己保持沉默，他只遵从自己内心的指示而决不妥协，更 不媚权媚俗，他一直努力实践而且实现了“我是一个主权国家”的生活公式，从而保持了一个知识分子的人格独立和心灵自由。而大多数苏联时代的知识分子，正如 他评价的那样，不仅成为不合理体制的可怜牺牲品，也为这一体制贡献了“精神食粮”，沦为它的帮凶——他认为这是苏联体制存在和崩溃的一个重要原因，而他们 在苏联土崩瓦解时刻的沉默就是一个佐证。
也许，季诺维耶夫的尖锐和清醒远远超越同时代人所能理解的程度，这注定了他的孤独与落 寞。但他似乎并没有放弃，在各种场合解释、叙述他的主张，向他的同胞述说他所理解的“真相” —— 一如一个现代骑士，朝所有看得见的和遁隐无形的非常人事挥动着他的老剑，甚为悲壮。他的一个同事如是说：“这是个充满激情的人，曾经有过敏锐的思想，写过 很多尖锐的文章，但现在已经老了… 他一直在批判，这就是俄国知识分子：总是眼望未来，如果在那里找不到希望，就转向过去，永远不正视现在。” 不知道季诺维耶夫对此会有什么反应。遗憾的是，由于仓促决定提前回国，我们约定的长谈不得不改为匆匆话别。进一步探讨季诺维耶夫现象，就只能寄望于他能实 现中国之行了。
原载《人文随笔》2006年夏之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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